忆背馍上学的艰难岁月

 

 

　　人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细想我的人生历程，最不如意的莫过于背馍上学的艰难岁月。正是长身体和求学的年纪，却偏偏遇上了无法逃避几乎要命的饥饿岁月。

 

　　我的初小是在本村东头的学校念的。那时教室西边的土墙上还画有一副孙中山先生的黑白像，下面写着“国父孙中山先生”，南边墙上有一副标语：“人民公敌蒋介石”。应该是解放前和解放初留下来的。初小虽说正在困难时期，也常饿肚子，但毕竟在自己家里吃饭，起码能吃口热的。1961年我初小毕业了，考上了八里外的下薛完小，那年我十二岁。当时的小学分为初小和完小。初小指一到四年级，大多在本村读完。高小指五到六年级，高小也叫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全有。官底公社当时有官底、四县庙和下薛三所完全小学。我所在的保王村被划分到下薛学区，在这里上学的还有庙王、下薛大队和下邽公社的胡张、田市公社的浦家、牟家等大队的孩子。下薛小学的高年级分为甲乙两个班，我在甲班读书。

 

　　那时高小就开始住校，每周日下午背上馍布袋，带上三天的馍，和同学相跟一起去学校。晚上把课桌拼起来就是床铺，铺上你的被子，盖上我的被子。那时的孩子没有短裤衬裤一说，晚上光屁股挤在一起睡，早上再把桌子重新摆好。一九六一年是最艰难的时候，谁家都好不到哪儿去。那时农村有文化的人少，能上高小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了。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一家人就得忍饥挨饿先尽着孩子吃。许多同学饿得忍不住，往往星期二下午就把馍吃光了，星期三只好喝点水忍着，饿到下午上完课已经是眼冒金星，才能摇摇晃晃赶到家里吃饭。挨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孩子们中间经常出现偷馍的情况。为了减少丢馍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班主任朱老师只好把学生的馍布袋放在自己办公室。父亲为此专门让人用供销社的包装箱木板，给我订了一个小木箱，用锁子锁上。有了木箱，我的馍是不会丢了，却带来了新问题。木箱板是松木的，气味很大，因此我的馍有一股浓烈刺鼻难以下咽的松树味道。学校有老师灶，为老师们做饭，也为学生烧开水。同学们喝几口开水，啃几口冷馍就算一顿饭。说是馍，其实什么做的都有。有的是玉米糁捏在一起的，算是好的。有的是野菜团子，还有的是黑黑的干红苕藤碾成粉做的，苦涩无比，难以下咽。父亲认识学校炊事员闵师，有一回闵师见四下无人，偷偷从袖筒里拿出半个馍给我。我赶紧拿到没人处，连味道都没尝出来就吃完了。

 

　　学校西墙边有个水井，上边用玉米杆搭了个顶棚。有一天我到井边玩，突然发现顶棚上的玉米杆上有一个鼓鼓的东西。我想法子爬上立柱剥去包皮，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玉米棒，有一拃长，黄黄的玉米粒儿一行行整齐的排列着，遗憾的是一侧有三分之一没有颗粒。那一刻我像一个干了坏事的小偷，心里砰砰直跳，感觉自己脸都红了，似乎是怕别人发现抢了去。我不敢耽搁，急匆匆慌忙塞进了裤兜，装着若无其事的逃离了井台。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听南倪村一个同学说，他们村的几十亩红苕地刚刚被拖拉机翻过。昨夜恰好下了一场大雨，我想遗漏在地里的红苕，经雨冲洗后会露出来，正是捡拾的好机会。于是下午下课后，我忍着饥饿，多跑了四五里地弯到南倪村，想捡拾点红苕，连同那个玉米棒一起，给母亲一个惊喜！谁知道跑到南倪一看，早有人捡过了，满地都是脚印。我艰难地在雨后松软的泥地里跑了两个来回，只捡到两个指头粗的半截红苕，我失望极了。回到家里，就那一拃长的小玉米棒，仍然令母亲两眼放光。把玉米粒小心翼翼剥下来，充其量不过二两重。母亲把玉米粒切碎，再加上那两段小红苕，一家人算是喝了一顿稀汤。

 

　　那时候，许多同学因为背不起馍失学了，我们甲班二十多人中就有四五个。乙班有个姓宋的同学，是田市牟家人，眼上扣着个像草帽圈圈的近视镜，说话声音高高的，很活泼。那一年放假后他再也没有来学校，后来听说被饿死了。他的母亲是个后妈，平日就对他不好。

 

　　“少年不知愁滋味”，愁容在少年脸上总会转瞬变为笑靥。下薛小学上学的日子是艰难的，也是快乐的。没有课外书读，学校号召大家读字典，开展查字典比赛。竟有同学几乎把字典背过了，只要你说出一个字，他会马上说出在字典的多少页，第几个字。

 

　　1963年三月，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当年秋天，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考上了下邽中学，小升初录取率超不过百分之三十。国家规定高中生可以转户口，吃供应粮，初中生还得从家里背馍。从保王到下邽这段路又跑了三年。沿途有十几个学生，只有我们村和新店村共两个同学有自行车，其他人都是靠“十一号汽车”（两条腿）跑路。那时谁家有辆自行车，哪怕是破旧的，也比今日的小汽车神气多了。

 

　　下邽中学有蒲城原仁公社的学生，他们因为土地多，人口少，生活比渭南要好些。原任的同学不管咋说总有馍背，渭南的同学大多以红苕为主。学校用大笼给同学们蒸红苕，为了方便辨认彼此，有的同学用网兜装，大部分同学用小刀在红苕上刻字做记号。进入冬季，红苕只能藏在红苕窖里，大量红苕出现黑斑。剜去黑斑后，周围的地方不久还会变黑，有强烈的苦味。我们队上有一户有两个中学生，哥哥在六五级、弟弟在六七级。每逢星期三、日下午，母亲便提出一大笼被剜去黑斑的、坑坑洼洼的红苕，总是让哥哥先装。稍微好点的哥哥挑走了，剩给弟弟的全被剜的没了形。直到成年后，说起此事弟弟仍有些愤愤不平。

 

　　我日常带往学校的菜，就是一包干辣椒面拌盐，洒在馍里边就是一顿饭。那时吕家有我们班一个同学，他每次去学校都带一罐头瓶咸菜，我没少蹭他的咸萝卜吃。

 

　　到了1965年，整个国家经济状况有了大的改观，为改善学生严峻的健康状况，学校号召学生上灶，上不起全灶就上半灶。全灶就是馍饭全由灶上提供，半灶顾名思义就是只管饭，不管馍，相对花钱少一些。学生从家里拿来玉米糁，灶上负责熬成稀粥，起码大家能吃上一碗热饭。后来每餐七八个人围在一起，还可吃上两口没有油水的菜。

 

　　一九六六年我初中毕业了，文化革命却开始了，我们被迫失学了，人生美好的学校生活从此永远结束，背馍上学的日子也随之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