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琅琊榜》到《庆余年》：工业党如何改造古代世界(2)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总结这位工业党人留下的历史教训。

 

　　一方面，无论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抑或是“回到未来”式的时空穿梭，观念的适应与改变都至关重要。主角之母的悲剧就在于，在没有观念变革的情况下，纵有科技革命，也仅仅是机器猫一般的技术搬运工。没有现代教育体系，也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所有的技术、产品都是孤立的，不过是上流社会把玩的奇技淫巧和有闲阶级的奢侈消费。而且，叶轻眉的观念水位并不算高深。原著中经常被引用和称颂的是她的这段话（在书中也被设定为监察院石碑上所刻的字）：“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受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灾难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向豺狼献媚。我希望庆国的国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都能成为统治被称为自己的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王。”这套说法与其说是独特的现代价值，不如说是把孟子“四端”说的某个变种，即令置于古代，也并非那么惊世骇俗。

 

　　人是观念的动物，总是更乐于去做观念上被接受、被肯定、具有道义优势的行动。简单的体用二分，只能延缓矛盾的爆发，却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市场的发展、科技的应用如果最终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那么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遭遇瓶颈、遭到“离经叛道”的指责，就会有苏格拉底之死、布鲁诺之死。因此，现代文明的各种核心观念，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文明毁灭、“重启”之后重回野蛮的未开化社会（参见1968年电影《人猿星球》的结尾），都尤为值得珍视。

 

　　另一方面，孤注一掷地把工业党人的现世图景就作为满足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很可能得到的只是虚幻而可怜的“美丽新世界”。工业党人并不能拯救世界，而且这也未免高估了我们仍然身处其中的这个工业时代的冷漠一面。历史并没有终结于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救世主般的给古人洗洗脑、让他们换种活法的脑洞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看看百年以来活不起、死不起、病不起的全球工业时代的景观，我们的活法就真那么好吗？

 

　　从传统走向现代，基本单元从宗法型群体走向独立性个体，组织机制从身份走向契约。这却远非问题的终结。马克思终其一生曾在不同场合描绘过多种“三段论”的蓝图，最典型的有三种。

 

　　其一，从人的依附性到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和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从前现代社会的人依附于一个压迫性的共同体，到现代社会中的人成为独立的但同时也是孤零零的个体，再到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如果展开一点说，那就是宗族社会里，宗族高于个体，个人的自由发展如果让宗族“蒙羞”、“出丑”，就难逃被“浸猪笼”的命运；然后，娜拉出走，离开庄园，来到城市，获得自由，可这自由也很有限，原子式的个人在失去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保护，TA已很清楚“我是谁”，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是基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形成新的共同体认同。

 

　　其二，从以政治性的“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到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交换再到联合起来的个人自由交换，也就是从前现代社会的基于权力本位的强制性分配，到现代社会在市场法则下的交换行为，再到未来的既有个人自由又兼顾整体秩序和利益的交换行为。如果展开一点说，那就是从被压迫、被奴役、被欺凌的交换进展到凭本事赚钱分外香甜，可面对市场的大洋大海，单打独斗也不免望洋兴叹，这就要向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自愿联合进发。

 

　　其三，从共同体内的强制劳动到异化的劳动再到作为个人的实体性活动的劳动、作为自由人生活第一需要与最高享受的自愿劳动，也就是从前现代社会建立在束缚人身自由之上的强迫劳动，到现代社会虽然具有一定的自愿性的、独立的但其实还是不自觉地成为卓别林《摩登时代》式、码农996式累成狗的机械劳动，再到未来将个人的兴趣、意愿与生活需要高度咬合起来的自由劳动。

 

　　三、余论

 

　　我总觉得“庆余年”三个字固然按作者的逻辑是由《红楼梦》而来，但我倒过来读，却总联想到历史学家田余庆，联想到田先生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历史时的超凡史识和深刻洞见。他对北魏拓跋部子贵母死制度的研究、对三国时期青徐豪霸代表人物臧霸的研究等，一方面的确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另一方面又大开脑洞地小心求证、合理想象，勾勒出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宇宙。有时会想，如果田先生跨界当编剧或导演，会怎么拍一些历史故事？学好中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田先生是个榜样。

 

　　《庆余年》这部剧，经过对原著的精心改造和铺陈，把重生概念做成学术实验推出来，是一个“活久见”的事情，不管怎样是值得一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