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忌赛马的故事，能证明中国人自古不讲规则？(2)

　　

　　不过，与美国那种“一旦规则定了，就严厉执行”的做法不同的是，在中国却往往是“规则虽然不是你定的，但执行起来倒有通融余地”。

　　

　　何谓规则？规则应当是参与的各方都同意，并形成有效约束力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对“制度”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约束。”这实际上是有一系列前提条件的，例如共同参与并协商制定、过程透明、兼顾各方利益等等；此外，即便是输家，也有其基本权利，中世纪骑士准则之所以能得到奉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是公平竞争，自己即便战败也不会被肆意凌辱；但如果输家的权利没任何保障，那为了避免这种可预见的悲惨情形，自然会在斗争中使出更没下限的手段。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就曾说，现代政治比以前趋向极端而无底线，“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

　　

　　中国社会的规则制定却不是这样。张德胜在《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中指出，孔子心心念念在意的是如何为社会制定规范，以实现长治久安，但他所设想的规范却是以家长式的态度，由上层社会的“君子”单方面制定的：“社会规范与医师的处方一样，当事人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就行。所以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愚民立场，实则他只是申述行为规范的本质。”

　　

　　换言之，当时社会的“乱”与“活力”都体现在旧有规范的模糊与崩坏，以至人人不安其位、自定规则，而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所开出的药方，则是重新回归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秩序，由上层制定规则，下层百姓无权参与，只须（或说只能）照办，至于像英国《大宪章》那样逼迫国王签约遵守，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统治者始终能掌控局面，游戏规则往往是模糊的、不透明的。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将成文法条铸在鼎上，昭告世人。孔子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晋国将亡的征兆，因为这样不分贵贱都将按公示的法律行事，原先的等级结构将难维持（“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虽然治国不得不依靠法令，但后世的规则制定者往往不让规则完全清楚，而有意模糊一点，以便给自己留下自由裁量权，操纵游戏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游戏规则本身并不透明且随时可以更改，那么博弈的结果势必是：潜规则弥补了游戏规则的漏洞，而这主要规约的不是对规则的遵循，却是对规则的违反。与此同时，弱势一方的办法要么是钻规则漏洞，要么是通过死抠条文（这是“贱民的保护伞”），又或者就是彻底无视规则。

　　

　　这说到底是对“规则”的理解不同：它是以神的名义制定的、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还是维护现有结构秩序的工具这一意义上的“法”？简言之，“遵守规则”本身需要一个相对公平、透明的制度化环境，各方的权利均能得到保障，确保遵守规则不会吃亏，此时“规则”本身是中立的；但在一个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规则”在社会博弈的过程中，却可能只是掌权者用以达成自身利益的手段，此时制定和修改规则本身就是最大的权力。

　　

　　在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守规则，在实际效果上就相当于以往将“忠”和“孝”的道德义务绝对化。就像清代思想家戴震谴责“以理杀人”一样，我们也应当反思“规则”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如何才能让人自愿遵守规则。

　　

　　规则是手段还是目的？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规则意识？这恐怕与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经历密切相关。

　　

　　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中，总是被教育要照着师长制定的规则来，但这种“规则”并非西方那种“程序正义”意义上、共同遵守的规则，而更接近于“律令制”之下师长用来管教你成为好孩子的“规则”。因此，如果你很听话，到头来你又会惊讶地发现，父母并不真的在意规则本身，他们最终看重的还是结果。所以你大学听话没谈恋爱，但后来也是他们催婚说：“你怎么大学里没找一个？”当你回答说“当初不是你们说要我别早恋嘛”，他们可能还哭笑不得地说：“你怎么那么老实呢？”

　　

　　也就是说，这种“规则”常常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所定的，在不同时局下，完全可以随时灵活调整目标——父母可以先叫你好好读书，但毕业后却又说“你看谁谁嫁得好”，标准完全变了。这不注重在原则立场上保持前后一致，而要“看情况”和“灵活”。甚至你会发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父母都永远有理，因为“理”是他们可以随意修改和解释的。

　　

　　由于这些规则本身是工具性的，因而为了特定的目的，往往就被弃之不顾，甚至可以破例答应任何条件。可以说，中国的规则原本就包含了“特事特办”，就像有些公司看似规则繁琐严苛，但在符合一定条件且对之有利时，要办成事有一个法宝——“特批”。当然，利用规则并不只是中国社会的问题，美国最热门的律师与税务顾问这两个职业，也是解读并利用规则的高手；英语中还有“杰利蝾螈”（Gerrymander）一词，1812年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为确保本州候选人获得两席参议员位子，硬是将本州选区重新划分为一种极为奇怪的形状。这同样是在不破坏规则的情况下，为了特定结果最大限度地合法利用规则，只不过，在中国社会在意的与其说是抽象的规则本身，倒不如说是制定规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