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三问”后的第四问(2)

　　

　　这个过程里，有一些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属于幕后英雄（当时也是赫赫有名的）的人物留下了名字，如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彼得鲁斯·阿皮亚努斯，和荷兰的宇宙学家、数学家、科学仪器制造家赫马·弗里修斯，没有他们在宇宙学和经纬度方面的前驱性贡献，也就没有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制图家杰拉德·墨卡托了，墨卡托首创的世界投影法被沿用到了今天，一般都说，他是“发明”地图的人。

　　

　　根据马克思的主客观统一理论，每个人都有“主观能动性”，而历史的客观进程，正体现在所有行为者的主观合力之中，那么本书也告诉我们，中世纪晚期以后，那些商人、旅行家、水手、数学家、宇宙学家，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主要是实用的）绘制“已知世界”，事后看来，它们都是整个地图故事的一片小小拼图。这个“地图故事”前应加上“西方”二字，这本书采取的就是一个纯正的西方视角，它认真地对待那些没有使用价值、只有“史料价值”的旧地图，让我想起罗素曾说过的几句话，其反映了同样的西方式的见解：

　　

　　“假如一个有智慧的人，表达了一种在我们看来显属荒谬的观点，此时，我们不该竭力去证实这观点有多少为真，而应设法去理解，它为什么看起来竟然像真的一样。”

　　

　　说地图反映了人想要了解那些自己不了解的地方、不了解的人的愿望，反映了《山海经》一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那是对它最纯粹的溢美。好奇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好的，好奇心让一个人动用更多的能量。所谓“灵魂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后边还跟着第四问：“我在哪里”，它问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关于外界，进而是自己和他人的关系。

　　

　　地图所联系的就是这第四问。可是实际上，越是出名的地图，越是有其实用目的。在书的最后一章，努尔米宁将其地图史带上了高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约安·布劳制作的世界地图，标志着地图发展终于从量变来到了质变。现代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世界地图”，不是鬼画符的荟萃或什么心血管解剖图了。它有11卷，4608页，将世界收进了一本书中，更借着新兴国家的锐气在图中画上了太阳和五个当时已知的太阳系行星。

　　

　　地理学事关重大，当年，这样的突破让西方人率先开眼，一骑绝尘，把世界的其他部分都扔在了后边；但现在，当再没有大片的未知地可想象、可探索、可前往利用，只剩那些满天横飞的“不为人知的小众景点”时，西方的总体停滞甚至染上恐外症，便也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