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短与长

　　

　　俗语有所谓“盖棺论定”一说。这种说法对平常人或者适用，对非常之人往往就行不通了。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位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争议的非常之人。此人离世已逾百年，论不仅不能定，分歧乃有愈演愈烈之势。誉之者赞其为清末功勋卓著的伟人，毁之者则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的历史书，更把他定性为在清末外交中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出卖民族、国家权益的投降派、卖国贼。稍好一点的，说他是洋务派领袖，做过一些富国强兵的好事，尽管如此仍不忘给他戴一顶改革不彻底的帽子。梁启超曾断言：“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1]

　　

　　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开篇的确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2]这样的话。仔细体会他的这几句话，其中既包含着他对李鸿章的赞许，也有责难和惋惜，说明公正地评价这个人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不能感情用事，而且要尽力克服个人的局限性，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打量这个人，庶几可以接近他的真实面目。在这篇短文中，我姑且一试吧。

　　

　　近读《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一书，才知道在西方，从政要到民众，特别是新闻媒体，都视李鸿章为当代伟人，是中国（清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甚至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在西方人的眼里，只有李鸿章，而没有中国。

　　

　　西方人的这些说法固然不足为据，很多人捧他，讨好他，其实是有求于他，看重他手中掌握的钱袋。看他旅欧期间德、法、英、美诸国媒体的报道，这种意图是很明显的，而且西方媒体并不避讳这一点。而放眼中国同、光两朝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不可替代性。所谓同治中兴的清末四杰，李鸿章亦为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也就是说，只有把李鸿章置于1860至1900这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他的品性、能力、功罪、得失，才有可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说起来，李鸿章的政治生命的确是与同光两朝相始终的。他是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字渐甫，号少荃，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二十五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此后几年的居京生活，过得还算平静，诗酒唱和，文章兴会，其乐融融。不久，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又授为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虽为文职，尽得荣耀。

　　

　　直到咸丰二年辛亥（1851），洪秀全在广西揭竿而起，发动起义，自号太平天国，两三年内，竟转战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落于其手，形势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而受命讨伐太平军的清朝军队，围堵追剿不成，疲于奔命，狼狈不堪，皇帝不得已，遂命各省士绅团练自卫。

　　

　　先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乡勇，教以兵法，号为湘军。随后，安徽人，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奉旨回省团练助军。吕贤基知李鸿章也是安徽人，熟悉当地情形，因此奏明皇帝，邀他同行。据说他当时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接到圣旨，即刻整装南下。此时的他，既“感念桑梓之祸”，同时，又庆幸自己等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乃赶赴家乡，协助当地官员兴办团练。几年间，他率领募集的团勇转战各地，四处奔波，渐有知兵之名。然而并不得志，谣诼纷纭，谤言屡起，曾有诗题壁，表达悲凉失落的心情：“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棲乌。”[3]

　　

　　咸丰九年己未（1859）正月，李鸿章由其兄李瀚章引荐，入曾国藩幕，掌书记。这只“失群之雁”至此有了回家的感觉。曾国藩很信任他，曾表示：“鸿章所拟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青出于蓝，亦未可必。”[4]而经过这几年的历练折磨，李鸿章也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办事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的城府，深得曾国藩的器重。所以，当上海受到太平军的威胁，需要派兵援助时，曾国藩就想到了李鸿章，称他“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5]最初是让他作为曾国荃的副手，以其所募淮军补湘军兵员之不足。然而，曾国荃却另有打算。他一心要争攻克“天京”的头功，绝不肯带兵到上海去。无论曾国藩怎么催促，他都不为所动。万般无奈的曾国藩，只好改变初衷，将李鸿章由“辅”变“主”，由“副”转“正”。李鸿章进驻上海后，曾国藩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江苏巡抚，专任江苏军事。

　　

　　上海是李鸿章的福地，在这里，他淘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当时的上海已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洋人打交道。对于从未与洋人有过接触的李鸿章来说，初到上海，总有些忐忑不安。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曾写道：“到沪以来，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盪。”[6]说明在此做事，处处都要小心谨慎，一举一动都不能疏忽大意。他的军队也因装束粗陋而被上海驻军嘲笑。他提及当时的情形：“巡抚薛焕兵，衣锦绣有同优孟；而淮军芒鞋短衣，以布帕包首，薛焕兵笑指为乞丐。”[7]

　　

　　不过，与他将要面对的严峻局势比起来，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咸丰十年庚申（1860）春四月，太平军将江苏省会苏州收入囊中，直接威胁到近在咫尺的上海。随着战火烧到上海城郊，城内的官绅便坐不住了，他们提出了借用洋兵协防的主张。此时担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也主张采用“抚夷助剿”的办法，对付太平军。而中央政府还未从英法联军的打击中缓过神来，据说，当奏请借洋兵助剿的建议送到京城时，咸丰皇帝勃然大怒，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不过，私下里，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一支洋枪队，江苏巡抚薛焕将其命名为“常胜军”，就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直到同治二年癸亥（1863）二月，上谕才正式承认这支军队，给予它合法性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