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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士大夫是怎样变坏的

明朝士大夫是怎样变坏的
 
 
 
  明朝前期,一大亮点是士大夫的气节品质,明朝的历代文官中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硬怼皇帝。治国能臣辈出,比如张居正“撕”高拱,别管彼此有多大仇,在朝廷大事上也绝不互相拆台。但到了晚明,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其表现却呈断崖式下跌。
   
   细看其中缘由,一点也不奇怪。明朝士大夫的加速度堕落,首先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嘉靖年间,某文学家回忆: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向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不过中等级别。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的刚正表现正是以这清廉自守的信仰为支撑。
   
   但从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大变。张居正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货财上流——凡事基本就是以金钱开路。
   
   于是,士大夫在朝堂上互相拆台搞党争,嘴上喊着江山社稷,心里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亲笔记录了明朝官场的饭局: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一座小型的城堡”。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所以,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士大夫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化作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明朝士大夫堕落的更致命的方式,就是殘酷的逆淘汰。逆淘汰的典型方式是党争。万历皇帝的怠政让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成了过场。官员晋升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如此一来,万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朝廷越是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李自成率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哪肯吃亏,回骂山西籍官员“通贼”。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里,这样的骂战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站队博名声重要。
   
   比如崇祯年间,山阳县(今属陕西商洛)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皇帝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不顾国家危亡,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得为官清廉的陈启新被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最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朝堂劣币驱逐良币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岂有容身之地?崇祯皇帝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令明朝亡国的,正是大明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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