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匠心”吗？(2)

 

山东高密的面花，也只是一个大范围内的习惯、习俗，许多村妇都会，做得多的人手艺更好一些罢了。所以馒头店的人，自然就熟能生巧，传人之说，无从谈及。

 

中国大部分传统手艺，莫不如此。放在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生产技艺，而不是什么秘方，也谈不上传承、传人，只是当一些曾经熟悉的手艺快被人遗忘，只有一小部分人还记得时，“传人”、“传承人”这样的名词就出现了。

 

面花面花

在以往的小农社会，人们往往要各种技能都会，才能足以应付生活。像我父母那一代人，很多工具（从扫帚到钓鱼竿）、乃至家里的桌椅都是自制的。我父亲在单位里既做文员又做财会，必要时还要设计建筑图纸、参与施工，后来返乡到一家酿造厂，必要时还能下车间去酿酒，而在业余时间，他还会木匠和泥水匠的活；我母亲也一样，会织布、做布鞋和衣服，我小时候一家人的毛衣都是她打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固然多才多艺，但技能既不专业化，同时也难以产生职业认同，更别提乐在其中、钻研这一技艺本身了，因为社会的整个价值取向也偏向通才（generalist）而非专才（specialist）——例如古代衙门里了解专业细节的胥吏，地位可比官员低多了。

 

虽然现在的年轻一代早已没那么多才多艺，但在现实中却还是很难专注一事。前不久还有一位朋友向我抱怨，她去了一家新公司半年，都在做些“乱七八糟的事”。虽然她自己想强化自己的策划专业能力，但现实却是公司没有具体项目，既要写品牌策略，也要写招商方案，甚至还会拉去写脚本。一问老员工，多年来都是类似状况，只要有需求，老板觉得是生意，都应承下来，他们也就什么都要做。这种对“灵活性”的强调也许倒能适应现在不断变动的经济形势，但正如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中所说的，当下所谓“创新人”（homocreativus）是以短期关系为取向、只有很低的机构忠诚度、且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这种文化其实惩罚钻研，因为专注的人由于只关心一件事，可能会变得落伍。

 

更有甚者，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因而单靠技能不足以保障自身利益。老舍就曾说过：“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是靠人情关系，而不是靠本事、靠业务、靠科学；一个人只有处事圆滑以及强大的人际背景关系，才可以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地，否则，一切都无能无力。”因而中国人特别强调“综合能力”，那些“能量很大”、江湖上吃得开的人物，都需要复杂的“生存技能”。就算是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中，能否赢得一次招标，基本上取决于三个因素：方案、价格、关系，而其中“理应当”最重要的方案，在实践中甚至往往是最不重要的，能过得去就行了。一个人的向上流动，专业能力所占的权重没那么重要，决定性的反而是“综合能力”。

 

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充分专业化，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保障，这样才能让一些专业人才心无旁骛地只管钻研本职就好了。中国则一直缺乏这样的环境，就算是当今按说是最纯粹的象牙塔里，不少学者甚至可能大多数精力反倒都没花在专业学术上——如果他是那样，他的日子甚至可能很不好过。其结果，当人们鼓吹“匠心”这类“职业精神”时，实质上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以前呼吁“无私奉献”的道德倡议，而且往往由于与社会现实脱节而不免流于空泛。市面上所见的一些打着“匠人精神”旗号的，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却是缺少真诚与专注，那不过是一套漂亮的说辞，背后的人并没有真正投入其中，从中获得乐趣。有位设计师朋友甚至刻薄地说：“我现在真的是听谁和我强调工匠精神我就怕，十有八九是做A货的。”

 

 

专业精神的养成

从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当下对“匠心”的强调，折射出中国社会既与传统脱节、又怀念传统的情调。说“脱节”是因为，中国历代多鄙视专门的技术知识，从未如此推崇；而与此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国内又涌动着一股浓重的怀旧情绪，如果说以往人们一度认为割断传统是一件好事，那么现在则转而视之为悲剧。出于对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下产品品质的不满，人们于是构想出一个手工作坊时代“匠心”的神话。

 

如果参照历史上欧美的情形，更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时代，西欧由于高度发达的匠人文化，对机械化大工业的最初感受是破坏性的，遇到机器老旧也更倾向于维修而非废弃；但美国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积淀，因而人们随时准备用新机器来取代落后的老式机器。J.H.Habkkuk在《19世纪美国与英国的技术》一书中对比这两种文化后认为，这使得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利用技术进步、掌握专门技术”，而“精心匠艺的遗产”在欧洲则依然活跃。不难看出，中国的发展其实更接近于美国的情形，只不过正如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说的，“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匠心”在中国也是如此，正因为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更多人感受到了工业的单调性，因而在新的技术宣告手工作坊终结的时刻，它表现出“诗意”的性质和特殊的美学价值。

 

在工业化的时代，匠人精神当然并未过时。1984年麻省理工的两位教授所著的《第二个工业分水岭》一书中认为，19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工业分水岭，当时出现了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当时美英等国选择这样的大工业生产，只需半熟练工人就能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而德国、日本等则选择或保存了以手工技术为主的生产方式，其特点是高度依赖熟练工人长期积累的技术。现在，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很难生产出非标准化的产品，适应消费者日益分化的口味，因而那种可以不断调整改善的熟练手工技艺，对新的工业化生产非常重要。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也强调，日本无法像美国那样活用优秀移民，以创新决胜负，只能模仿德国、瑞士，重拾“匠人养成”制度。他甚至警告日本的匠人技术不久将走向消失：“无法传承‘吃饭技能’的日本大学，如果不彻底实施一次打破一切的重大改革，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就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