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代价最小的冲突解决之道

在近代面临西方列强挑战时，日本是唯一逃脱了被殖民命运、自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当然，它顺利实现变革有赖于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例如日本在地理上差不多是西方列强最难触达的世界边缘，而唯一最关注它的美国当时又忙于本国的内战；不过毫无疑问，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日本国内成功实施了明治维新。

 

像法国、俄国、土耳其、伊朗、中国这些大陆型的国家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命运多舛，不仅爆发血腥战乱，而且还会出现改革、复辟的反复，最终即便推动也未必顺利，但日本却是个奇迹般的例外，仅以很小的代价就完成了革新：明治维新中丧生者不过3万人，而法国大革命时人口仅为日本八成的法国，因内乱、处刑死亡者高达65万人，这还不包括对外战争战死者[1]。

 

这意味着，当时的日本政治精英在很有限的冲突下就达成了一致，转而齐心协力实现富国强兵，问题在于：他们为何能做到这一点？

 

江户开城——西郷隆盛与勝海舟的会談江户开城——西郷隆盛与勝海舟的会談

日本式的妥协

日本精英做出这样的妥协，绝非偶然。早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敲开日本国门之前，日本上下就已抱有深重的危机感。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一书中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经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将波及日本，这是一个长期的噩梦。”因此，虽然内部对于如何应对危机有分歧，但有一点却是新旧两派都赞同的，那就是双方都极力避免出现英法坐收渔翁之利的局面，努力将内部冲突控制在最小限度。

 

和中国这种迟迟才产生全国性危机感的大国不同，日本的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很少抱有幻想。尤其看到连中国这样的大国都战败，高杉晋作等人更不相信日本能幸免。

 

1863年初，京都朝廷督促幕府和各藩上奏“攘夷”的具体策略，当时最杰出思想家之一的佐久间象山冷淡地回绝说：“攘夷”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不可能想出对策，哪怕是诸葛亮、孔子复活都不可能有办法。佐久间象山主张与西方平等条件下“对等开国”，倡导“公武合体”（天皇朝廷与幕府合作），“富国强兵”的口号也出自于他，后来被主张激进“攘夷”者暗杀，但他的观点却是倒幕的西乡隆盛等人也推崇的。一度主张攘夷的萨摩、长州等藩在对英作战失败后，也已迅速变得务实。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政治精英虽然有争论，但大方向上是有共识的：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实现“举国一致”，共同对外；眼下击败列强是不现实的，必先经过改革；问题只是谁在主导、如何推动。这本身使彼此的妥协成为可能，因为这里的分歧仅是在权力安排上，而非意识形态（“世间只有一个上帝”、“日本是神国，绝不能容许洋人踏足”）这类绝对无法妥协的议题。

 

在面临危机时，不同社会的反应不同。晚清中国是开始并不在意，只当做是微不足道的“海疆骚动”；后来等到甲午战败大受刺激时却已积重难返，言论逐渐激进化；等到八国联军入侵，中枢声誉扫地，进而导致人们对传统完全丧失信心。

 

而幕末的日本维新志士所不满的只是德川幕府的具体应对策略，认为在这样的危机下，有必要通过“公议”来实现“天下一新”——所谓“王政复古”云云，都让有实力的强藩在国难之际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理由。这种容许不同利益方参与的“公议”体制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到了很大作用，历史学家孔祥吉就曾说：“明治维新的精髓，可用十二字来概括：采世界之良法，决万机于公论。”

 

由此，日本的不同意见就有了一个制度化的框架，此时，日本原有的幕藩体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德川家族虽然两百多年来支配了日本全国，但幕藩体制本身却是一个分权的封建制度，与大一统的中国相比更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借用William Beasley在《明治维新》一书中的话说：“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并非只有一个政府，而是并存着多个政府，每个政府都在封地范围内行使权力。”这一安排的好处是它并非铁板一块，后来主导明治维新的四强藩不仅都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自主权，而且还有推动变革的强烈意愿：因为它们都是被德川氏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的“外样大名”（异姓诸侯）。最坚定倒幕的萨摩、长州都属于1600年关原之战中战败的西军一方，尤其是长州藩毛利氏，当时从120万石减封为37万石，在封地被削减的情况下，家臣却未相应削减，不得不挤在变小了的封地中忍受经济上的困难，因而他们对于改变这一权力安排、参与全国性决策有着强烈的意愿。

 

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被称为幕末四贤侯之一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被称为幕末四贤侯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长久以来这些武士精英的权力来自于本藩，所以当他们呼吁进行改革时更倾向于一种联合的方式——既不必要、也很难把对手赶尽杀绝。这导致了一种保守的“革新”安排：他们既想要维新、想达成政治统一，但又不愿意为此牺牲现存秩序下获得的任何实质性特权。

 

1868年，以四强藩为主的新军虽然在戊辰战争中击败了拥护幕府的一方，但新政府太穷，供养8000人的新军都感吃力，也无法强制压服各地。到1884年的十六年里，明治时期因社会变革导致的大小内乱共有162起，军费几乎全被陆军花光，不得不设法调和各方利益。

 

倒幕战争中的萨摩藩藩士倒幕战争中的萨摩藩藩士

结果，明治政府虽然下令各藩“版籍奉还”，但1871年废藩置县后，仍由原来的藩主治理原有的领地；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是官员，而非作为领主统辖自己的领地[2]，但至少在心理上他们并未觉得自己丧失一切，也就没必要死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