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时代,庖丁在解咱们这些牛(3)
时间:2018-11-20 作者:邹波 点击:次
堂吉诃德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疯狂又妥协,超前又温和,他给自己一个下台阶的命题——谁能册封我骑士。时代变迁,骑士不再真有,但陛下仍在、等级制度仍在,这些随时与疯狂、非主流、甚至坟墓里的历史对接的“接口”仍然在,我常说美国政府豢养嬉皮士来对付嬉皮士,美国政府也有一切接口,随时能以对话的方式干预到细节深处,这个年代,谁都不傻,所以妥协将是深刻的,也是有可能的。
我挑战风车多年,风车没有和我互动,我的理想变成兴趣。狂想和游荡总有自己收场和下台阶的方式。堂吉诃德要求反而不高,虚着眼睛把旅店主人当堡主就行,他对仪式简陋与否,册封人合法与否并不真在意,他给了自己高起点理想,又容变通,念头高贵,旅行动机也高举高打,然而碰到现实,他用幻觉来粉这个世界。他设给世界高贵的前提:世界的丑陋和平庸反而是因一切被施了魔法。
《堂吉诃德》是关于截访理想、把理想关进笼子的故事。第一部的后半部分,堂吉诃德被赋予了一个温柔的小集体,令他满足小确幸,理想几近变成温柔的兴趣(《堂吉诃德》里最有“菲茨杰拉德之美”的段落都在这部分)。第二部则真的出现了一个灵魂上能和他说得上话、甚至屡次能乔装成和他一样的公共骑士,最终通过点到即止的决斗战败他,令他最终放弃理想。同时,作为第二部的复调,公爵只手遮天创造的虚拟现实,令堂吉诃德通过无害的方式充分体验了自己的所有幻觉,堂吉诃德没找到爱情,因为不需要爱情,爱情不是必需品,不需“彼此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只用诱导自慰,就能“为民除害”。《堂吉诃德》这本书也可以算是一本程序员手册,专门讨论“错误陷阱”。如今各种人设也是错误陷阱,是驯化。
我突然想到,如果鲁迅来写《堂吉诃德》,他会写到第一部结束就结束了,送疯子回家就算完成了“社会吃人”,鲁迅自己也没有活到理想被打脸的年代。
接着我想起,多年前写一篇非虚构叫《惯于争鸣的长沙人》,访问了长沙八十年代的老市长,访问了心态平和或不平的老中青知识分子,无论性格倔强与否,最后无非还得选择,“理想”与“兴趣”,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会做人”还是“不会做人”,在湖南的老人院里,老翻译家杨德豫拒绝了我的采访,他传话来说,“我根本不做人”。
杨老的拒绝是对的。我们三顾茅庐拉一个隐士出来,轻薄拷问,又指着一个勤劳的人说,这个故事“好励志耶”,他的社会效用就用完了。我们轻薄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又有哪些,就如问“你幸福吗?”,他也许会反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而他们的理想的内容或已化为风骨。胡波则用年轻的死来回答:“我根本不做人。”
我还想起崔永元,崔永元近来的直播里悲情地裁缝着悲情的服装,缝上这些铁血纪念章就像马戏团里用**吊着砖头。就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不但卖保健品,开面馆,终于也卖起了服装。
实际他继续在这三观过于明确的时代,顶着模糊的压力,扛模糊的鼎、砸模糊的锅、捅模糊的黑洞、敲模糊的钟,用近乎圣愚的态度在死磕,他并不讨好的理想,继续消耗着自己已有的影响力。他这样下去,在复杂的社会,会越看不出“忠奸”,但他也越像彻底地正直。
崔永元崔永元
米兔女孩们的抗争被许多人视为无聊——扭曲的年代,常识和理性已是莫大理想,米兔运动千百桩控诉,或能促成两*关系的社会常态稍稍更平等,争取的是未来社会的新理性,斯宾诺莎说:“理性的人渴望为自己争取的,正是他们渴望为全人类争取的。”
我最后想到的是金庸。多数有文学理想的记者并没有能像金庸那么坚韧——当新闻理想在现实面前失败,转而写武侠小说,竟然写出了如此辉煌的名堂——他重又把兴趣变成了理想,这需要化腐朽为神奇的不死强力,而我辈还只停留在“鄙夷兴趣”的初级阶段。也许,对曲笔和隐喻的耐性,是文学的真谛。
金庸活穿了,也做到了,也让我重思“兴趣”,兴趣作为无心插柳的策略,以不经意来实现理想,建立一个平行的宇宙,理想中蕴含的能量终也得到宣泄与成就。
也许,当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写下:“……愿你道路漫长”,他想说的是:如果理想休矣,愿我们的兴趣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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