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3)

    她摇头道：“记不得了。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的。”

    “没有乱写乱画来着？”

    “乱写乱画？”

    “往桌子上。”

    她嘴唇贴着杯口，想了一会儿。

    “这——写过画过没有呢？记不清了。”说着，她微微一笑，“毕竟是以前的事了。”

    “可桌子不全都干干净净崭新崭新的么？不记得？”我问。

    “呃，是啊，好像是的。”她显得兴味索然。

    “怎么说呢，感觉上有一种滑溜溜的味道，满教室都是。说我是说不明白，就像有一层薄纱似的。这么着……”说到这里，我用右手拿住咖啡匙的长柄，沉吟片刻，“对了，桌子是四十张，全部崭新崭新，黑板也漂亮得很，墨绿墨绿。”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乱写乱画？想不起来了？”我又问了一次。

    “跟你说，真的想不起来了。”她笑着回答，“给你那么一说，倒也好像那么做来着。终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也许她的说法更合乎情理。任何人都不至于记得什么好几年前往哪里的桌子上乱写乱画过没有。事情早已过去，何况原本就怎么都无所谓的。

    把她送回家后，我在公共汽车中闭起眼睛，试着在脑海中推出一个中国少年的形象——一个星期一早在自己桌子上发现谁的涂鸦的中国少年。

    沉默。

    

    3

    

    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也并非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并非他们具有共同特征。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这点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人的个体特性之奇妙，真是超越任何范畴任何概论。

    我所在的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成绩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性格有开朗的，也有沉闷的；住处有堪称气派的，也有光照不好的一个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且厨房亦在里面的，各种各样。但我和他们之中哪个人都不怎么要好。总的说来我不属于那种不论跟谁都要好得来的性格，无论对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他们当中的一个十多年后同我偶然相遇，这点我想稍后再说为好。

    舞台转到东京。

    

    按顺序——我是说除掉没怎么亲切交谈过的中国同学——对于我来说的第二个中国人算是大学二年级那年春天在做课余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学生。她十九，和我同岁，个子不高，换个角度，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我和她一起干活干了三个星期。

    她干活非常热心，在她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不过从旁看她干活的样子，似乎我的热心同她的热心本质上截然不同。就是说，我的热心是“既然至少在干什么，那么或许有热心干的价值”这种含义上的热心，而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很难表达确切，总之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仿佛她周围所有日常活动都因了这热心而得以勉强合为一束并得以成立。所以，大多数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节拍，中途气恼起来。直到最后也不发一句牢骚而同她搭档干下来的只有我这样的人。

    说是搭档，其实我和她起初几乎没有开口。我搭过几次话，但看上去她对交谈没有兴致，我便注意再不说什么。和她第一次像样地开口说话，是一起干了两星期之后。那天上午她约有三十分钟陷入一种精神危机，这在她是头一回。起因是作业顺序出现了一点混乱。若说责任的确是她的责任，但在我看来这类失误是常有的。不过一时马虎大意罢了，任何人都在所难免，但她却像不这样认为。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她一句话也不说，完全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

    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

    我停止作业，让她坐在椅子上，一根根分开她紧握的手指，给她喝热咖啡，随后告诉她不要紧，根本不用担心，又不是来不及了，错了重来也耽误不了什么，即使耽误了也并非世界就此终止。她眼神怅怅的，但还是默默点了下头。喝完咖啡，她似乎多少沉静下来。

    “对不起。”她低声道。

    午饭时间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她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做工的场所是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又黑又小的仓库，仓库旁边淌着一条脏兮兮的河。工作简单、乏味、忙碌。我接过账单，按上面的册数把书运到仓库门口，她给书打捆并核对底账，就是这样的活儿。加之仓库连个暖气设备影儿也没有，为了不至于冻死，我们不得不一个劲儿劳作。那不是一般的冷，我想在安科雷季机场打临时工怕也不过如此。

    午休时，我们去外面吃热些的午餐，暖和身子，一起呆呆地度过一个小时。午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不过在她那次精神危机过后，我们开始一点点谈起自己。虽然她说得断断续续，但稍过些时候还是弄清了她的基本情况。她父亲在横滨从事小规模进口贸易，进口的大半是香港来的准备大减价时抛售的廉价衣服。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她在东京都内一所私立女大读书，将来希望当翻译。住处是在驹达一座公寓，同哥哥住在一起，或者借用她的说法——硬钻进去的，因为她同父亲合不来。对于她，我所了解的事实大致就是这些。

    三月里的两个星期，就这样连同不时飘零的夹雪冷雨过去了。工作最后结束那天傍晚，在财务科领罢酬金，我略一踌躇，邀请了这个中国女孩去新宿一家以前去过几次的舞厅跳迪斯科。不是想引诱她，我没有那样想。我有个自高中时代便开始交往的女朋友，但坦率地说，我们之间已不似以前那样融洽了。她在神户，我在东京，一年见面两个月，至多三个月。我们都还年轻，相互的理解并未充分到足以克服距离和时间空白的地步。同女朋友的关系往后应如何展开，我也心中无数。在东京我完全孑然一身，没有像样的朋友，大学里的课又枯燥无味。老实说，我很想多少发泄一下，约女孩去跳舞，喝酒，和她好好聊聊快活快活，别无他求。我才十九，不管怎么说，正值最想受用人生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