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北大清华起跑线，输了什么

 

　　高中时的我，在一条叫作“好学生”的康庄大道上奔跑。

 

　　每次考试我的总分都能比第二名高出100分甚至更多；我还在校学生会担任重要职务，有一群来往甚密的“同事”；我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我不谈恋爱，不乱花钱，不购物，不去娱乐场所；我对老师很有礼貌。有位老师说，我是一个完美的学生。

 

　　但是我没有朋友，从没有女生跟我聊八卦。我每天睡不着觉，常常觉得自己在发烧，头发一直在掉，额头的皱纹一直在长。因为睡不着，我清晨6点就起床去没开门的教室门口看书，夜里12点还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

 

　　我的手上总是不分季节地长满了湿疹，一洗衣服就钻心地疼。我经常咽喉红肿，牙疼上火，不断吃药，然后胃也疼起来。

 

　　尽管我住在十几个人的大宿舍，可没有一个人发现我这种濒临崩溃的状况——包括我自己。

 

　　我的注意力全在读书上，除此之外毫不用心。我就像在一片荒漠上生长着，自己营养不良、干枯瘦小，周围还寸草不生。奇怪的是，那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寂寞。

 

　　高考时我凭着运气才勉强上了北大。在北大的第一年，我几乎没上过课。我成天躺在床上，睡不着，醒不来。我的口腔、呼吸道、肠胃、皮肤……没有一处是健康的。我只知道自己就像沙漠中的枯草，连哭都不会哭了。

 

　　有一天，我挣扎着爬起来去上一门叫作“古典音乐概论”的课。当维瓦尔第《四季·春》的快板笼罩了偌大的阶梯教室，我感到头皮发麻，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后来，在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的宏大喜悦中，我无法控制地泪流满面。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对情绪的感知。我确立了自己努力恢复的方向：用感性和直觉拥抱生活。

 

　　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大概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最困难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恢复对自己和生活的观察。

 

　　大家都活在现实里：有的三五成群，享受爱情和友情；有的步步为营，取得漂亮的学分，争取各种荣誉，准备保研或是出国；有的废寝忘食地攻读第二学位，准备离开中文这个并不好找工作的专业；有些家境并不宽裕的同学，早早地开始打工挣钱养活自己。

 

　　而我，仍旧浑浑噩噩地站在人来人往的现实的路口，无法迈动一步。我几乎没好好上过课，也没干过什么挣钱的活儿。我经常感到钱不够花，有时候吃完午饭发现晚饭的钱不够了。所有的集体活动我统统不参加，因为要交钱。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劲，却不知道到底什么不对劲。

 

　　夜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在心里盘算着用什么方式，能让自己死得更好看，最好能看起来像是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

 

　　我仍然没向自己求助，也没向任何人求助，自然没有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启示。

 

　　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围着未名湖转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了。在大家都把各自的出路规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远远没有准备好离开校园去工作。因为难看的学分，我没有任何保研的机会。我努力考研到了隔壁学校——清华，争取了三年的缓冲时间。

 

　　第一个寒假，所有人都回家了，我独自待在宿舍。深夜，我躲在被窝里哭：我是个很穷的姑娘，之所以没有回家过年，仅仅是因为买不起往返的火车票。

 

　　许多年之后，想起那一晚，我还是觉得它很重要，因为我开始把思绪从云端拉回现实，这是我整个人开始稳稳当当地立在地上的第一步。

 

　　我开始想要挣钱养活自己。每周两次，我很早乘地铁13号线到龙泽，又换乘公共汽车去一所民营大学教大学语文。我的经济宽裕了一个学期，代价是我放弃了两三门已经选好的选修课，包括当时很想上的新闻英语。

 

　　我始终无法处理复杂的状况，因为我没办法同时兼顾许多件事情，这是一种叫作“注意力缺陷”的病症，来自遗传的神经发育缺陷，更来自早年高度紧张的身心状况。

 

　　我跌跌撞撞地念完了三年研究生，以不太漂亮的成绩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东拼西凑地勉强解决了温饱。我学习节奏的混乱、经济状况的窘迫，连我当时的男朋友都毫无察觉。因为在内心的失察和迷茫之外，我表面的乐观自信、无忧无虑表现得更加突出。

 

　　然后，我屏住呼吸，毫无自信地到处投简历，面试找工作。慌里慌张地，我换了三家公司，工作了五年，一边因为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活跃的创意思维和工作能力受到赞赏，一边因为糟糕的合作能力备受排挤和打击。职位在提升，但我内心那种无以为继、随时要崩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到了老板把我列入重点培养梯队的时候，我终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束了我在一流广告公司的职业生涯：我提出了辞职，面对老板的挽留却说不出一个像样的辞职理由。最后我说：“我要回家写小说。”

 

　　我装作奋进的样子，天天在电脑面前坐到深夜，但常常两三个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丢三落四的状况有增无减。

 

　　因为长期的焦虑，我的内分泌系统也遭受了重创，在备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雌性激素水平已经接近更年期水平。

 

　　终于到了要么崩溃、要么重生的临界点，我积累了多年的冲动爆发了——我开始求助专业人士。以33岁的“高龄”，我勇敢地挂了医院的儿科号，去看“注意力缺陷”的病症。后来我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花了一笔钱，跟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工作，努力觉察和尊重内心的感受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