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有更好的生活(2)

　　回到上海时，正是大好春光，阳光让出租屋呈现出美好祥和。我陷在沙发里不愿意起来，很累，也很舒服，心想，就这样算了吧，还是待在上海吧。

 

　　从2009年夏天到现在，一直待在上海。搬家次数比北京少很多。2011年看过房，没有买，2012年夏天上海出了限购令，非沪籍单身人士不让买房。这问题怎么解决？房产中介的小伙儿是上海人，说话见水平：“可以假结婚，但总归难看。”于是横下心，专心租房。

 

　　事业有了进展，从3000元的网站干起，一家家跳槽，总算跳回了“北京水平”。领教过“高大上”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被小公司坑过薪水。苦尽甘来的好处是：底线低，易满足。当听到别人吐槽单位潦倒领导刻薄时，我会说：“比起那谁谁谁，这里好太多。”然后说些过往的辛酸史，当成笑话讲，众人哈哈笑。

 

　　“我的日子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这个月过得好，我就很开心了。”2011年夏天，我这样对朋友说。

 

　　有时遇到低潮期，也会想：若当年不离开北京会怎样？若当年一毕业就听从家人的安排，那又会怎样？

 

　　2012年夏天，在出差的火车上，我翻开了黑塞的《悉达多》，豁然顿悟：人生的正面和负面都要去尝，在自己未经历、未体验之前，书本或他人的经验等于零。那之后，我放弃了对自己的苛责，不再对以往的选择耿耿于怀。

 

　　德勒兹有“褶子理论”，本意是用来解释物质的，意思是褶子越多，所蕴含的能量越大。我觉得用来解释人生也通。一个非直线的人生。

 

4

　　每一年总要找机会去趟北京，以解相思。每一次都要感慨时过境迁。一来，它变得更加庞大、拥挤、生存困难；二来，从20出头到30出头，小伙伴们多已成家。与青春缠绕在一起的北京，似乎与青春一起消失了。前几年返京是故地重游，去曾经居住的社区、工作的报社，后来干脆做起游客，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倒是发现了不少被忽略的美。

 

　　朋友知道，我的个性并不适合上海，这几年入乡随俗，我连普通话的腔调也改了，柔软很多，北京话年久失修，不再顺溜。在北京时是“大妞”，现在一点点打磨自己，成了江南“小妞”，性子平和，说话不冲，但也少了趣味。

 

　　还是不断有人“勾引”我去北京。北京的旧友们，这些年都长了出息，而我在上海止步不前。

 

　　2012年端午节前，我在上海接待了一位台北朋友，他刚从纽约读完硕士，正踌躇着要不要来北京或上海发展。我说：“生命是流动，我们不要抗拒变动。”

 

　　现在，当朋友再问“要不要回北京”时，我会想：为何只有一个选项？我不会再抗拒去北京，心中的魔兽已被驯服，过过好日子，也过过坏日子，没什么可惧怕的。

 

　　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被否定、被压抑时，一定要跳出来，去一个对的环境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缝隙、各种道路，每一处缝隙里都有一番天地，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往自由。

 

　　18岁以后，自己选择了大学、专业、实习单位、工作单位，一次次放弃长辈给予的安稳道路。妈妈有时会叹气，说我太固执。其实，我只是想自己走一走。路走得比较慢，也会出错，但没有试过错怎知道什么是对的？

 

　　几次逃离或逃回，并没有让生活发生质变，我没有飞黄腾达、没有成为“白富美”。若把我放入一个比较的语境，和待在老家的同辈比房子、车子、孩子，和公务员比安逸和实惠，那会把我比得一无是处。但人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判断标准中？

 

　　这些年总以工作之便，向各路高人请教人生困惑。

 

　　2010年，在上海，我请教张鸣教授户籍制度。他讲，这是中世纪的制度，用来把农民圈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在老家、北京、上海有3个公积金账户，无法并入一个账户。我的户籍在老家，在上海和北京需要办理暂住证，被纳入另一套人口管理系统，出境时比当地人要麻烦几倍。

 

　　2013年，台北。我问詹伟雄：“为何台湾青年的生存空间不逼仄，大学毕业了可以去摆地摊，可以辞职去开咖啡馆，而我们那么做是要被鄙视的。”他讲，早年台湾也逼仄，他父母那代人，年轻时也遭遇逼婚，但现在没有了。这是集体化社会与个体化社会的差异，而个体化背后所对应的意识形态是：个体是最大的。

 

　　嘿，我心想，好日子在后头，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