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魏晋风流，是死亡阴影下的风流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

 

要身后名，这是生人看死；要即时酒，这是死人看生。生和死，是观察世界的两个基本角度，可是自古来能生观者多，能死观者少，死的视角只属于那些熟悉死亡的人——他们若非亲眼见证过死亡，就是有过濒死经历，总之是被死亡体验颠覆了观察位置，从此站在人生进度条的末端，拥有了一双死亡之眼。

 

死亡之眼将重估一切价值。和平年代，最频繁发生价值重估的地方大概在重症病房。病人们总爱聊，假如能出院就去游山玩水，就去浪迹江湖，就去建桥造塔，就去揽月捉鳖……千奇百怪的规划中有个共性，就是一定都背离入院前的生活常态。没有哪个病人的愿望是出院后再给上司拍一次马，除非他是神经病人。这，就是价值重估，是死亡的冲击使人换了一双眼睛，看到不一样的意义世界，于是曾经很有意义的事儿，一下子毫无价值了。

 

所以死亡之眼的拥有者会把每天都当临终过，谢灵运就这样玩了一辈子，陶渊明就这样宅了一辈子，阮籍就这样喝了一辈子。你积极进取在他看是浪费生命，他的及时行乐在你看是虚掷光阴，也许偶尔你认可他孤傲清高不入俗流，可那不过是来自不同意义世界的围城式的错慕罢了。

 

张翰原本是和我们活在同一个意义世界的人，他和我们一样远离故土去谋一份前程，可是走到帝国的中心，他又转身离开了。后人都说这是政治嗅觉好，能在天下大乱前及时抽身，这真是极大的误会。张翰离开的岂止是洛阳，他是彻底离开了我们所在的意义世界，而带他离开的，恰恰是洛阳，是洛阳从未止歇的死亡给张翰换上了一双死亡之眼，这双新眼看到的，只有故乡，美酒，菰菜，蓴羹和鲈鱼。

 

“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贤。”

 

欧阳询《张翰帖》欧阳询《张翰帖》

二

 

“但惆怅才志，身没之后无遗名。”（陆机《日重光行》）

 

公元4世纪的洛阳是一个巨大的病房，张翰出院了，陆机还在苦苦挣扎。同为吴地大族，陆家和新王朝的纠葛要比张家深刻。张翰的父亲是孙吴外交官，曾奉命北上参加司马昭葬礼，不仅完成使命，还在洛阳交到了几个朋友。和张家不同，陆家是军事世家，陆逊陆抗父子名将，一直负责防御北方的魏和后来的晋，陆抗死后，诸子分掌兵马，年长的两个儿子在晋灭吴的战役中死难，对晋朝来说，这一家子算是负隅顽抗到底了。

 

陆机是陆抗活下来的儿子。小伙子年轻轻就给家国巨变打乱了人生进程，一下子沉寂了十年。但是最终，陆机还是决意到敌国之都洛阳谋个发展，毕竟，不趁新王朝初建、权力格局尚不稳定之时去找找机会，等阶层固化之后，陆家就要彻彻底底边缘下去了。

 

只是在这样一种家族背景的衬托下，陆机投入新王朝的姿态，看着肯定不会太优美。他是当年力主伐吴的鹰派大臣张华的坐上宾，是政声极差的外戚贾谧的小跟班，是为赵王伦准备篡位文件的嫌疑犯，是帮成都王颖夺权的急先锋。

 

不过客观地说，陆机确实是北漂吴人圈中发展得最好的，在那个政坛边缘人群体里，也只有陆机可以算深度“掺和”了几下晋朝政治：比如他与修国史，处理极其敏感的开国史书写问题；比如他抛出《五等论》，在诸王混战的时代力挺宗王政治；比如他作为三省代表官员之一，把晋惠帝“拥戴”进皇家监狱金墉城；甚至，他还以河北大都督的身份直接对阵过“被”御驾亲征的晋惠帝。他那一辈子在边境线上和晋军死磕的父亲肯定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有直接在司马氏核心圈子里翻波搅浪的一天。

 

吴人在晋谋生，都不太容易，非我族类兼以亡国之余的标签，远离乡土因而孤立无援的环境，注定了他们得信任难、被牺牲易的命运。何况逢着时令不好，别说吴人，就是有根有底的北方豪门，不一样是生如草头露。

 

陆机这一路走来，曾经的领导和恩主们，杨骏、愍怀太子、贾谧、张华、赵王伦，一个个在眼前死于非命；他自己也曾险遭不测，也曾写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这样弦外有音的句子。可是走马灯一样的死亡，在他身上就从没产生过张翰那种效果。站在陆机的角度想想，或许也不难理解：他毕竟是带着沉重的家国负担来到洛阳的，断不能白沾这一水，否则，这辈子岂不成了个笑话。

 

可这一水终究还是白沾了，陆机不仅死了，还死进了《世说》的《尤悔》篇：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尤悔》）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陆机也长出了死亡之眼。《史记》上说，秦丞相李斯因遭奸人诬陷，要在咸阳市上腰斩，李斯临刑对儿子感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陆机的故事，显然是李斯的翻版。人生真是残酷，按照一种价值尺度辛苦奋斗了一辈子，临死前尺度忽然变了，却来不及去再活一次。

 

在长出死亡之眼之前，我们其实都是亡命徒。

 

陆机《平复帖》陆机《平复帖》

三

 

“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顾荣传》）

 

曾经有个苏联笑话说，牢房里有三个犯人，聊起坐牢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因为反对彼得罗夫。”第二个人说：“我因为支持彼得罗夫。”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夫。”欲从梗概上把握公元300年前后的洛阳政局，这个笑话是极好的辅助。当时的西晋王朝，正是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正是所谓人人纳身狂荡凶狡之中、寄命转盼不保之地，你怎么站队，倒霉的概率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