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
时间:2018-01-10 作者:徐蓓 点击:次
34岁那年,钱友忠因突发隐球菌脑膜炎而永远失去了光明。他一度萎靡不振,甚至想要告别这个世界。
如今,46岁的钱友忠是一名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作为二级心理咨询师,他的工作是把那些想要踏入死亡之地的人,从生死边缘拉回到正常生活。
想要自杀的人,仿佛行走在黑暗中,苦苦寻觅一束带他们走出黑暗的光。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
有活着的理由,还应有活着的价值
从钱友忠位于虹口区的家到浦东新区他的工作地点,有9公里。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9公里的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位盲人来说,这是一件大费周折的事。每一次去热线工作,钱友忠都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或者让自己上高中的儿子陪同,或者请别人帮忙相送。
“希望24小时热线”是上海首条24小时开通的自杀干预公益热线,热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接线室内,摆着简单的桌椅,两部电话。钱友忠被搀扶着坐在其中一部电话前。
他取出MP3,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等着铃声响起。
说起他和这条自杀干预热线的相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2001年,34岁的钱友忠是上海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刚刚4岁,上幼儿园小班。
就在那一年的6月,厄运无声无息地降临。一天,他突然感到头疼,发起了低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就胡乱吃了些止疼片,没想到两个星期后,病情迅速发展到严重呕吐。他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医生说,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
因为多次昏迷,他被施行了颅内引流手术;但结果是,他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回忆起人生最低潮的那段时间,钱友忠说:“我最难受的时候是第二次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时。第一次做完手术后,我还能看见我太太手里拿着的一本书的封面;可第二次做完手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2002年的大年三十,我出院回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就和太太抱头痛哭了一场,连年夜饭也吃不下去。”
那时,他无数次地想到过死,想到以自杀来逃避痛苦,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还有活着的理由——他有爱他的太太,还有可爱的儿子。
除了这些,钱友忠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活着的价值。于是,他开始走出家门,教盲人学电脑、学英语。2005年,他参加了首届全国盲人心理咨询师远程培训,并于次年顺利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
他当上了网络心理咨询师,义务在网上为来信求助的人释疑解惑,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在心理咨询业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这促使他下决心参加了首届盲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远程培训。
他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后,正好听说“希望24小时热线”招聘接线员,而他也符合条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他成了热线唯一一位盲人接线员。
不能说责备的话,劝善的话也不能说
有一段时间,钱友忠的工作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0点至次日上午8点。
对于想要自杀的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时段。
万籁俱寂的夜晚,大多数人正在酣睡,却有那么一些人,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煎熬。在经过一番心理冲突后,他们决定轻生。而其中的一些人,在计划实施前或实施中,会想起打这个自杀干预热线。
“一晚上少的时候会接到三四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接十几个,接完电话有时候人真是筋疲力尽。”钱友忠说,“因为这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同,它毕竟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
比如,对要自杀的人不能说“责备式”的话。因为想自杀的人通常心理很脆弱,自尊心很强,敏感、自卑,经受不住进一步的责备。质疑、为难、低估的话也很容易让自杀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再比如,“劝善式”的话也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你去做,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这样的话不能说。“因为有自杀念头的人,已经经历了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人际关系几乎都切断了。他们和社会是对立的,在他们心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地球、宇宙。他们认为‘我’的存在对世界是无足轻重的,既然‘我’活得那么痛苦,就走吧。他们的心态非常特殊。”钱友忠解释说。
在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中,钱友忠学会了一种叫“同步同理”的自杀干预技巧。即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只有同步理解他,他的气才会消掉;一个人悲伤的时候,跟他一起悲伤,他的悲伤才会消失。接线员要做“他证”,而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放进去“互证”。跟对方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钱友忠最佩服的人是林昆辉。作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他不但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这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还亲自为每一位志愿者授课,进行自杀危机干预的培训。他的很多理念在钱友忠听来是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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