枷锁中的世界

 

几周前，人们发现，四个年轻的越南移民被关在英格兰乡下一处废弃的核掩体中。他们被强制劳动，在一个非法大麻农场干活儿。他们不会说英语，也无法逃走，可以说就是事实上的奴隶。为此，警方宣布，在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城市中仍存在隐形的奴隶制度—很多都表现为劳工、家庭服务者或性工作者。犯罪团伙通过人口走私，把他们带到英国，许诺下美好的生活；结果却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还威胁对他们本人或远在家乡的亲人施暴。2015年，英国有三千人被认定为奴隶制度的受害者。还有很多尚未被发现。当然，这不仅仅是大不列颠独有的问题；这里的数字还相对比较小。这是一个全球存在的问题，运作者是一些在世界范围协作联合的国际犯罪组织财团。全球的数字令人震惊。全世界约有超过两千万人生活在奴役中，其中一半在亚太地区，是负债的劳工。四分之一是儿童：十年前，人权组织估计，有至少二十万到三十万儿童在打仗。据信，被奴役人口的三分之二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为控制他们的人生产了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利润。我们在西方世界购买的廉价商品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失去自由的人们生产出来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全世界奴隶制的历史，跟定居文明一样悠久；它现在仍是人类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关键成分之一。在一万一千年以前，随着农业的发明，驱使人力进行劳动就成了各文明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在古典时期的希腊，除了最贫穷的人，家家户户都有至少一个奴隶为这个家庭服务；罗马人则将被征服的民族变成奴隶，数量巨大，跨越整个帝国，故此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并不罕见。非洲人之间的互相奴役，在很多个世纪中都是普遍现象，并且一直延续到现代。据说，到十九世纪末，活着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都曾被迫陷入某种形式的奴隶制或农奴制。

 

几个世纪之中，奴役曾有过很多不同的意味—从披枷带锁到常年负债，再到几乎成为家庭成员的家生奴隶，甚至还有强制婚姻。军奴则在伊斯兰世界中特别常见。在中世纪，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曾积极从事运送业务，将被俘的土耳其人从黑海北岸的俄罗斯大草原，送到伊斯兰教下的埃及：在苏丹们那里，他们被当做士兵。这些奴隶士兵后来军功赫赫，最终取代了埃及的统治阶层，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王朝：马穆鲁克（the Mamluks），即“被俘获者”；他们统治伊斯兰世界达四个世纪。土耳其帝国的精锐部队、土耳其新军（the Janissaries），也是由被俘的民族组成，他们往往是巴尔干的基督徒，现在皈依了伊斯兰教，只向苏丹尽忠。与此同时，地中海凶猛的海盗行为，在三个世纪中让基督教欧洲的约二百万人口沦为奴工，陷身后宫，或者去划船。基督教欧洲和土耳其帝国之间这个时期的大型海战，都依靠枷锁中的桨手，在战斗中驱动大型划桨船。这真是一种活死人的状态。他们得不停地划船，直至死去，接着就被扔下甲板。如果船沉了，他们也会在锁链中，跟船一同沉没。

 

然而，奴隶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延续了它源头的形式：在田野、工厂和矿山进行艰辛的农业和体力劳作。在西方，我们想到的历史上存在的奴隶制，是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它对我们的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直以来，非洲都是大量奴隶的原产地，然而在十五世纪，欧洲人在大西洋海岸对当地人口的捕猎，加剧了这一情况。那时，葡萄牙人开始沿非洲海岸航行，毫无防备的人们就这样被虏获，戴上枷锁，带上拥挤不堪的航船，最后在惊恐和茫然中被卸载在葡萄牙南部海滩。

 

关于这种贸易将带来的恐惧，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444年，当时，某葡萄牙海滩登岸卸载了一批奴隶货物。记录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将要到来的苦难。这些非洲人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星期，拥挤在小小航船的甲板下，状况极为糟糕。很多人都在海上死去了。幸存的二百三十五人也遭受了深深的创伤；用那位葡萄牙记述者的话来说，他们“从自己的生长之地被虏获，沦为奴隶，完全不明白自己今后会是怎样的结局”。他们被带到城门外的空地，那里，“他们被集中在那片空地，那场景真是令人惊叹。有些人垂着头，脸上满是泪水，相顾无言；有些则凄惨呼号，盯着天空大声喊叫，好像在吁求宇宙之父的帮助；还有些人双手击打面庞，整个人都滚倒在地；更有人按照他们故土的习俗，吟唱着哀歌，尽管他们歌唱的语言我们不懂，歌声却毫无疑问地展现了他们痛苦的程度。让他们更为痛苦的是，负责把奴隶们分开的人接着就到了，奴隶们被一个个分开，形成人数相等的五组。父与子、夫与妻、兄与弟，当然都被分开了。没有人考虑他们之间的情谊和关系，每个人只能碰运气……把奴隶们分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被分到某一组的孩子，一见自己的父母辈分到了另一组，就马上跳起来跑向父母；母亲把别的孩子紧紧拥在臂弯，扑在地上，肉体上的伤痛是无所谓的，她们宁可身体受伤，也不愿让孩子们被带走。”

 

现在回想起来，1444年八月八日在葡萄牙南部海岸拉哥斯（Lagos）港的这场登陆，会带来恶性的发展。不久，就有大量葡萄牙人跨越大洋，从西非航行到巴西。很多人从西非海岸埃尔米纳（Elmina）的蓄奴据点出发—而这样典型的监狱港口有几十个。他们出发的地方，被称作“无归之门”。

 

到十七世纪，葡萄牙托运人开始将奴隶销往英国人在加勒比的定居点，欧洲人在大西洋上的非洲奴隶贸易以产业的规模发展起来。在运输船黑暗又气味难闻的监禁空间中，奴隶们密不透风地挤在一起，忍耐着跨越大西洋的航程—而这航程可能要有三个月之久。很多人因疾病或饥饿而死去；还有些人通过绝食或跳海试图自杀。到底有多少人被人强迫从非洲带到美洲，人们有着不同的估算—也许是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还有二百万人死于途中。一旦到达目的地，他们就会像其他商品一样被拍卖售出，身上烙上记号，成为新主人带标记的财产，然后就是干活儿。这是一场大规模、非自愿的人口迁移，带来了全世界新的种族融合。

 

我生活的地方在英格兰西部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附近，曾经是一个港口；这里曾因运送奴隶、使用奴隶而致富。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乃至当时整个欧洲，对蔗糖的喜好，带来了生产的急速膨胀。西印度群岛上的热带岛屿，是种植甘蔗最理想的地方，但需要强制劳工进行收割。奴隶们要完成累断腰杆的一系列工作：冒着热带的高温砍下甘蔗，把它们运到风力运转的磨坊，在那里进行粉碎、煮沸、提纯，最后漂洋过海地运输。欧洲蔗糖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在这些岛屿生产出来的，其中产生了巨大的利润。到1750年，蔗糖已是欧洲贸易中最为有价值的商品；十八世纪英格兰西部的很多大家族，都是建立在蔗糖贸易的利润上。我从历史记录中了解到，在我生活的村庄，有三个富裕的家族当时都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