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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是刑场

岂是刑场
 
  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开基立业,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才缺乏:曾在元朝做过官的人不愿服事新朝,隐逸在山林的读书人又对这位暴发皇帝没好感,至于那一群开国功臣,不但武多文少,而且驾驭不易,都不是治国安邦的理想人选。
 
  朱元璋网罗人才的手段以恐吓为主。避居上海的秦裕伯不愿出仕,皇帝亲笔写一道手谕给他:“坚守不出,恐有后悔”,秦裕伯只好从命。高启曾参与修撰《元史》,后辞官不做,朱元璋十分不满,寻个由头把他杀了;贵溪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姚润、王谟被征不至,都被砍头抄家,从此立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律,不合作,就杀头。
 
  可是明初人物凋零,尤其是朱元璋屡次大批屠戮官僚,洪武朝的官员仍然短缺。为了培养治国之才,朱元璋先是建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又改为国子监,作为培养政治人才的最高学府。
 
  明初的国子监规矩很大,只说伙食管理就远超后人想象。国子监设掌馔二人,统领膳夫若干,由死囚徒充任,负责给监生们做饭。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专门下诏说,膳夫不听使令,不按时起床,误了生员饮食的,“一两遍不听,打五十竹篦,三遍不听,处斩”。不过这并不是对生员的优待,因为针对生员的规矩更严。《监规》说的明白,禁止学生拿食堂饭菜说事儿,不许聚集议论,煽动不满。凡有此种言论,一律戴上枷锁,打入厨房做苦工,禁锢终身,不许释放。如果有谁敢擅入厨房,褒贬饮食,乃至殴打膳夫,笞五十,发回原籍当差。
 
  对伙食不满,就要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那么凡有对师长不恭敬的,以及生员之间告讦生事的,就要“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恐怖的是,洪武三十年七月,已经是朱元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亲临奉天门,召集国子监所有师生训话说,谁再敢贴出没头帖子诽谤师长,要凌迟处死,把人头用长杆挑了,挂在国子监前示众,还要抄没全家,人丁全部迁往烟瘴地面。国子监前的长杆是现成的,因为就在三年前,监生赵麟不满苛酷的学规,写了大字报贴出来表达抗议,就被捉去杀了,监门前竖起长杆,人头高高挂起。
 
  最能体现朱元璋对学校管制的,还得数洪武十五年颁布的禁例十二条。这些禁例不仅施行于国子监,也适用于全国各级官学,镌立卧碑,立于明伦堂之左,违者等同抗旨。禁例的精神,主要是禁止生员干政,第一条就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轻至于公门”,生员最好不要跟政府产生联系,否则双方不便。
 
  最奇怪的是这一条:“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仿佛是怕强调的不够,下面还说,无论是在朝的官吏,还是在野的贤才,乃至“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都可以上书议论朝政得失,各级官府不得阻拦,“惟生员不许”。说朱元璋害怕知识分子,固然有此可能,不过以他雄猜之主的性格,未必真把文人看得那么重。
 
  国子学初设时,本为教育官员子弟,“国子”二字即是公卿之子的意思。国子学中官员子弟最初限额是100名,民间俊秀的名额则只有50位,国子学主要是培养官二代的地方。朱元璋对生员的禁锢政策,与其说是对知识阶层的不信任,还不如说是对功臣之家的防备。比如禁例十二条中的第二条说,“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少,愚痴者多,其父母欲行非为,则当再三恳告”,这句话怎么看都像是对那些蠢蠢欲动的功臣之子说的。
 
  后来,开国功臣被朱元璋屠戮殆尽,官一代多已不存,官二代自然消灭,如此国子监里的民生比例才大大提高。到了洪武三十年,国子监民生1826名,官生只剩3名,其中还包括1名琉球来的留学生。不过贵族子弟的身份虽然没有了,那时的监生却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出来做官,堪称准官僚。朱元璋的理念是护惜小民而苛待官僚,明初诛杀官员动辄数万,考虑到这一点,他对监生的不近人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京国子监前挂人头的长杆一直立着,它对生员们心理上的震慑可想而知。直到100多年后,那位出了名的荒唐皇帝明武宗微服私访,看见了这件奇物,开金口道:“学校岂是刑场!”这才撤去,而朱元璋所担心的两件事,读书人制造舆论影响政治与生员干预地方社会,这时都已渐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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