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金尊宋：乾隆为何“数典忘祖”？

 

　　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被一则上谕惊到了。大清皇帝竟然亲自撰文为一篇准备删掉的问题文章“说情”。

　　自认与皇上同心同德的四库馆臣们此刻一定感到很委屈。他们准备删掉的一篇文章是元人杨维桢的《正统辩》，杨维桢在这篇名文中的持论非常尖锐：元王朝的正统并非来自辽金，而是来自两宋，“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

　　元朝之事干大清底事？在四库馆臣这群大清最有文化的人看来，其中关系万千重。往大里说，杨维桢虽然身为元人，但他的说法明显是刻意贬抑辽金此种北方异族王朝，而强调中原王朝的正统性，这对于同为北方王朝背景的大清朝来说自然是瓜田李下；往小里说，这可能是更为关键的政治考虑，按照大清一贯的官方谱系，本朝与金王朝系出女真同源，四库馆臣们怎么可以冒着政治风险，放任《正统辩》这样一篇打压祖宗的文章而置若罔闻呢？

　　

　　关于宋辽金的正统之争，这在激烈程度上可能仅次于“拥曹VS拥刘”的三国正统之争。与曹刘之争相似的是，这场正统之争同样跨越了数个朝代，史学及政治精英们本着各自时代的现实关怀，做出了不同的站队。

　　在元代，面对朝野内外的激烈争论，官方立场更像是“和稀泥”，将宋与辽金视作平行的南北朝，最终决定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但在杨维桢这样坚定的“挺宋派”看来，这一决定明显是偏向辽金的，因此愤而写下了为中原王朝站台的《正统辩》。

　　到了明代，随着华夷观念的升温，以宋为尊而贬抑辽金的观念几乎是明代士大夫的共识，此时也兴起了重修《宋史》，试图颠覆宋辽金三史正统体系的风潮。

　　然后就是清代。事实上，在乾隆朝之前，主流历史观念就是再度提升在明代遭到打压的辽金王朝历史地位。在朝廷这一边，顺治朝和康熙朝都曾在历代帝王庙增祀辽金朝的帝王，康熙更是通过对金太祖与金世宗的尊崇，半公开的为金王朝争正统。而汉族士大夫们，则忌惮于清帝对辽金的公然站台，很少对宋辽金正统之争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发表言论。

　　正是在此种时代氛围之下，乾隆朝的四库馆臣们才做出了本文一开始的那种选择：删掉《正统辩》。无论四库馆臣们此举是否发乎本心，但有一点或许是肯定的，他们在涉及宋辽金正统问题上时仍不免心存忌讳，宁保守勿激进，站在辽金而不是宋这一边，至少在政治上是极其安全的，可以看作一次忠诚检验。

　　但让四库馆臣们没有料到的是，乾隆帝却自己站出来颠覆大清理论界了。在这篇有突破意义的上谕中，乾隆表达了对杨维桢《正统辩》的认可，“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皇帝都放话了，《正统辩》自然是不用再删了。

　　四库馆臣们或许会担心，这是不是乾隆的一时心血来潮，甚至是某种政治“钓鱼”？但之后的历史证明，乾隆的这一表态是真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乾隆四十六年后，他又多次向臣下公开表达了“尊宋”的立场，甚至还发表过更为激进的言论，“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

　　那么，乾隆为何会作出这次看似伤及本朝利益的政治转向？有趣的是，在此15年前（乾隆三十一年），乾隆也曾做出过一次同样震撼朝野的理论突破。

　　1766年夏天，乾隆颁布谕旨，颠覆了入关以后将南明政权及其抗清臣子们视为“伪”与“叛逆”的国策，揭开了对南明抗清殉难者重新评价的序幕，至此，大清朝的理论界也结束了对南明史长达一百年的否定立场。

　　在本轮的理论突破中，乾隆的转向原因是颇为微妙的，大清朝已从立国初期的紧张态势过度到盛清时代，对前朝抗清忠臣的负面历史评价已不合时宜。简单说就是，你如果刻意贬低殊死维护明王朝存亡的忠臣，又如何在价值观上树立为本朝尽忠的价值观？因此，清帝必须顺应新的历史形势，褒奖忠臣，宣扬忠君价值观，才能保证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结合上一轮的理论突破，乾隆在宋辽金正统之争上的政治转向就容易理解了。到了乾隆时代，清帝的正统观念也随着政权的稳定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说在顺治康熙时代，清王朝的自我认知还更多的站在辽金这样的北方民族王朝立场上的话，到了乾隆时代，大清朝已完成了“中国正统王朝”的建设，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

　　正如乾隆在上谕中所说，“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天下最正”，说到底，作为盛世之主的乾隆已不屑于再拿辽金这样的北族王朝作为正统来源。为了展现大清与他本人的坦荡及“正大光明”，乾隆宁愿“数典忘祖”，也要及时与辽金进行政治切割，尽快将自身与中原王朝挂钩。正如元朝承宋之正统，大清朝也是明朝的合法继承者。

　　在三国正统之争中“拥刘”，在宋辽金之争中“拥宋”，以及为南明抗清者平反，乾隆之道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