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瘦，怎禁秋

　　比起她悲惨的后半生，我宁愿回顾她凄凉的前半生。可是掐指一算，可怜的，她享年不过三十九，不足一位长寿者的半生。虽然她红透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空，又能如何？依然是无奈地离去，扔下了两个儿子和永远无法疏解的恨。

 

　　说起来周璇是出身名门的，往上追溯竟是苏东坡的后人。一家八位兄弟姊妹，父亲是大学教授。可是，幸福的生活只持续到她三岁，三岁时她被抽大烟的舅舅拐卖，从此再未见过家人，直到死，她还抓着别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命苦，一生没见过亲生父母……”

 

　　被辗转两家后，周璇由姓苏改了姓张，又变了姓王，终于在北京东路一家周姓人家落了户，叫作周小红。因为生活苦焦，十岁的周小红被继父卖到了妓院，幸好养母搭救，才免掉了更为苦难的一生。

 

　　十二岁时，琴师章锦文偶然去周璇养母帮佣的家里做客，见一位小姑娘正站在留声机旁唱歌，“歌声纯朴清脆，眉眼清秀可爱。”回去便向当时明月歌舞团的团长——素有中国流行音乐教父之称的黎锦晖推荐。黎初次见到的周璇，实在是个可怜的小女孩儿，形容枯瘦，怯生生一张嘴满口的江南口音，问得多了甚至拖起了哭腔。虽说脸形很好，鼻子眼睛都很精致，但毕竟是个小女孩儿，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试试吧，黎锦晖收下了仅十二岁的周璇，从此改变了这个本名叫苏璞的女孩子的命运。

 

　　周璇很刻苦，那些跟她同台过的师友们都曾记得她的刻苦。她努力学习普通话，琴房没人的时候，自己偷偷练琴、练唱。一上台眼睛便晶莹光亮，透满了灵气。特别她那副金嗓子，本身已是天成，稍加调教马上绽放出夺人的光彩。

 

　　周璇红了。十四岁时，她便在上海歌星评选活动中，仅位居于老牌歌星白虹之后名列第二。白先勇回忆那时的上海，人人嘴里哼唱的都是周璇的歌。上自学子官员，下至车夫民工，那首《五月的风》，传遍了黄浦江畔，那歌声实在令人陶醉。

 

　　如何说得清周璇之于当时上海的意义呢？拿片酬来说吧，周璇的片酬是以黄金来计的。每部片子里，唱一首插曲便是二两黄金，而有人计算过，周璇的电影，至少有五首歌要唱。那么不计片酬，光是演唱电影插曲，便有至少十两黄金。再说片酬，每年光是旧片的版税，周璇能收到两千万旧币，一部新片的片酬最少也要两千块大洋，比同时代的女明星，要高出几倍。

 

　　美丽的女子往往少谋略，但周璇是个特例。1941年，《上海日报》评选电影皇后，周璇当然是不二人选。但谁都没有想到，面对这巨大的荣誉，周璇表现超凡的气量。她发表启事说“见某报主办之1941年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广告内，附列贱名，顾璇性情淡泊，不尚荣利……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由此可见周璇的低调和大气。她不做影后，影后便无人敢当，“电影皇后”这顶桂冠从此封存。

 

　　周璇开智早，恋爱自然也早。她的三段恋情，都给香港和上海的小报记者创造了巨大的创作机会，而她自己却被这一段段的爱情消磨。1949年，周璇怀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香港回到上海。她以为可以躲避香港的恶劣环境，可没曾想回到上海，周璇被指为“太在乎片酬的旧时代的演员”被管理和调教。此时儿子降生，坊间又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开始热烈的讨论和质问。在周璇给香港友人的信中，她说：“要大哭一场才好……”

 

　　时间不长，大致是1951年，有人传闻：周璇疯了。在拍摄《和平鸽》的时候，因为一场验血寻亲的戏刺激到周璇，她顿时失声痛哭不能自持。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周璇长期压抑的精神世界。

 

　　最后的那六年。她与自己的两个儿子隔离，一人住进了疗养院。亲生母亲和妹妹，闻讯找到了自己家的二女儿，也只能站在铁门外痛哭不得进前。她的儿子周伟回忆说，他小时候去精神病院看望母亲，周璇看到小儿子，手扶着铁窗哭喊，“孩子啊，你快长大啊，救救妈妈啊……”

 

　　最后一次见到周璇，音乐家陈刚回忆说：“她脸色不好，很浮肿，很憔悴。”在陈歌辛家里，她又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天涯歌女》。脸上的表情却是那么样的自卑、怯懦，那种被动的样子，似乎是不唱也不行，唱了也心碎，与那个风华绝代的周璇判若两人。

 

　　一个弱女子，尽管她天资过人、智慧超群，尽管她自强自立、不甘命运。却因为她真情真性，善良单纯，终做了世俗的牺牲者。在最美丽的时候，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