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战争取个好名字

 

　　回顾美国百年军事风云不难发现，历史上，美国无论是进行一次军事演习，还是发动一场战争，都会冠之以一个行动代号。老布什时代，巴拿马强硬派头号人物诺列加在担任国防军司令后，要求美国提前归还运河，此举惹得美国大为不满。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诺列加实行军事独裁和毒品走私为由，出兵巴拿马。就在作战行动准备阶段，联合参谋部指挥官托马斯?凯利中将，突然接到特种作战司令部总司令詹姆斯?林赛上将的电话，不过，当时林赛询问的不是行动细节而是行动代号：“你该不会希望你孙子提到你的时候，骄傲地说你曾指挥了‘蓝色调羹行动’吧？”凯利不得不承认很有道理，将行动代号最终改为“正义事业”，而这也成为近20年来美军作战行动使用响亮名字的开端。

 

　　事实上，作战行动代号的使用是最近100年来的事。此前，历史上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都是以地名命名，如中国的长平之战、汉尼拔的坎尼之战、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之战等等。但到了一战后期，为了保密，也为了参谋人员更好地把握作战顺序并有效进行协调，德国总参谋部开始以宗教或神话中的圣人、战神为战役命名，总参谋部长路鲁登道夫希望能用这些响亮的名字激励前线官兵。这些圣人、战神虽未能挽救德国的命运，但这一传统逐渐影响到了美国人。

 

　　二战中，基于保密的需要，美国也开始使用颜色作为假想作战方案的代号，如增援冰岛的“蓝色计划”，夺占大西洋中亚速尔群岛和西非达喀尔的“灰色计划”等。但随着美军作战行动急剧增多，使用颜色作为行动代号明显不够用了。1942年，美国战争部战争计划处模仿英国的做法，从词典里选出1万多个常用名词和形容词组成行动代表号，并分发给各个战区，以供随机抽取。

 

　　对于行动代号，英国人要看重得多。面对报告中不时出现的不伦不类的行动代号，丘吉尔声称“要为英国历史留下一串响亮的名字”，要求所有作战计划代号须报他审批才可使用。但当手下将一份长得见不到头的清单呈交给他时，事事固执己见的丘吉尔只好悄悄放弃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对于主要作战行动代号，丘吉尔还是会亲自选取。他甚至规定了几条原则：如可能存在大量伤亡的行动不得使用夸张或者过于自信的代号，也不要用丧气、轻浮的词，不要用太普通的词，或现任部长、将军等人的名字，但神话英雄、战争英雄、星座或有名的赛马等可以使用。有记载，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起飞前往罗马尼亚轰炸普罗耶什蒂油田的行动被命名为“肥皂泡”时，丘吉尔认为这是对飞行员的轻慢，要求英军总参谋部与美军沟通，最终将这一行动改名为听起来更为响亮的“浪潮”。再如，盟军诺曼底登陆的行动代号原本为“圆锤”，这是由早先的“铁锤”计划和“包围”计划合并而成，对此丘吉尔再次干预，改名为“霸王”。尽管违反了丘吉尔自己制定的取名原则，但这一充满霸气和决心的命名，无疑是历史上最响亮的战役代号之一。

 

　　二战后，美军决定对作战行动代号使用双轨制，代号依然保密，用于机密计划和作战行动。别名则是非保密的，用于公关和鼓舞士气。

 

　　1946年，美国海军布兰迪中将负责指挥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他将行动定名为“十字路口”，特指原子弹将是海上力量、空中力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新闻媒体不仅被这一响亮的名字吸引，也被名字背后的含义所吸引，“十字路口”行动一时间家喻户晓。

 

　　越战初期，作战行动的命名显得比较直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扩大立脚点的作战，被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冲击”；而对北越的报复轰炸，也被直白地命名为“烈火标枪”，后来轰炸升级了就称为“滚雷”。越南战争是第一次直升机战争，美军把第一骑兵师整体改编为空中机动部队，全员乘坐直升机作战，一时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当第一骑兵师发动“捣碎机”行动，试图将游击队驱赶到战场的另一端以便一举“捣碎”时，舆论和政界再次对这样血淋淋的命名表示反感。尤其是约翰逊政府当时正在南越推行“和平战略”，而此前B-52地毯式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也使美国政府在道义上十分被动。因此，“捣碎机”行动马上改名为“白翼”行动，而此后的作战行动则开始采用美国历史上的着名战役或者战斗英雄命名。

 

　　越战后期，美国国防部首次发布了美军行动代号的命名规则。条令规定：作战命名不得使用与美国价值和外交政策不符合的好战词汇，不能低级趣味，不能对特定族群、盟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带有冒犯性，不得使用怪癖词，不得使用商标用语。条令还规定，用于保密的作战计划依然使用1个词命名，但对外公开的别名必须使用2个词，这也是美军作战行动以2个词语命名的开始。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军并未刻意利用行动代号来提高士气或者改善国际国内关系，如1986年轰炸利比亚的“黄金峡谷”行动、1988年报复伊朗的“祈求螳螂”行动等，都采用没有意义的词汇组合。而有些名称，如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的“紧急狂暴”行动，甚至招到了广泛批评。人们指责军方与一个岛国作战会如此“狂暴”，实在有损大国形象。在经历了以上教训后，美军在军事行动代号的命名上严肃了许多。如为了给1989年入侵巴拿马取一个最佳的行动代号，美军苦思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也是朝鲜战争以来，美军第一次有意识地利用媒体为美军作战行动造势。

 

　　越战后，美军上下把越战的公关失败归罪于媒体，而“紧急暴怒”行动受到广泛抨击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敌意。但凯利和洛佩兹把作战行动命名为“正义事业”行动，先声夺人地抢占了舆论高地，突出了美国惩办诺列加选举舞弊、贩毒、公然和运河区美军叫板等罪状的正当性，同时巧妙地掩盖了入侵主权国家和早年扶植诺列加的道德尴尬。在美国上下对越战进行反思的年代，公众心态从“反战”转向“可以对政府反战但必须支持作出牺牲的军人”，因此“正义事业”行动被广泛接受，而这也使得美军高层开始充分意识到正面舆论引导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