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也是老师眼里的烂泥坯

 

　　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生命史，跟我们的时代进行怎样的时光兑换？

　　在我国三那一年，我总是那个班上最后一名，像在梦游，或像是卓别林的默片，动作快转的被我们那位意志如铁的矮个子导师，抓到讲台上像祭品用长藤条猛抽狂揍，其他同学安静恐惧的坐在他们的座位，像培养皿孵育的金鱼鱼苗。

　　当然，一年后他们都如一种榨挤青春的投资后，考上了建中、北一女，或至少排名前面的学校。而我则落榜，进入牛鬼蛇神杂处的重考班。

　　

　　我这样描述，很像那位矮个子残虐导师，那时的我们，像一尊尊湿糊糊没上釉色的泥坯，我们排列在一条长铁尺上，等他将之送进那高温烈焰的炉中，之后抽出来，除了我歪塌爆浆，其他的小陶偶都被烧成光泽璀璨的美丽菩萨。

　　确实有那种感觉。好像不过在我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走神了，无法和同一间教室里的这些压抑安静的男孩女孩一般，顶住那个“不自由”、高压将心智像精密机器键填入的那些数学习题、化学周期表、英文单字与文法、历史地理的死背名词，我就在那决定性的、无知其严重性的年龄刻度，像被抛出太空舱的自由漂流物，从此和他们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这个甩杂，或烧窑中的爆裂歪塌，好像也成了我之后人生花极大代价去思辨的迫切命题。

　　但这个S，在我那必然在教室成为其他人眼中的废材、牺牲、或若有种姓制度这种玩意那就是贱民的麻薯般的角色，却很奇妙的在离开学校后，和我成为像汤姆和哈克那样的少年冒险同伴。

　　我们在永和那80年代，还没有麦当劳、7-11、耐克这样球鞋专卖店、屈臣氏或服饰店；十二指肠般的巷弄还有许多鱼鳞黑瓦的日式老屋，正被一辆辆怪手铲挖，建起那种四、五楼的公寓（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背景是美国断交，许多住永和的外省人都在一种真正身体记忆的逃亡恐惧，将房子卖了，移民美国）；镇公所对面的一条巷口，像深海的萤光鱼群，聚满了各式各样吊着个黄灯泡照明的小摊车。

　　那成为一个破烂、空气中充满油烟、大人们心不在焉，那个和台北一桥之隔的小镇，还轮廓流变，没有被全球化资本景观布置完整的，有许多松散，未被探究之境，无人在意的死角，那样一个游乐园。

　　而S和我在那十四五岁时的关系，就像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他总是智力高我一截，或是对成人世界的理解和讯息比我丰富。总是他拉着我闯进那对当时的我根本无胆、也无想像力的各种冒险。事实上我就是他的跟班吧。

　　

　　他带我走近那复兴商工旁的破烂小撞球店，我印象中在那光度比外面街道暗了一阶的台桌边，都是叼着烟，一脸凶恶的高中生流氓，或是理平头、休假的军人。我俩在他们眼中就是两不上道的小屁孩吧？

　　但他从不畏惧，拉着我在一张空台桌上，装出老江湖的样子，摸索史诺克那些色球的规则，我们也拿着那长球杆从乱打开始。

　　他带我乱跑进人家在做祷告的教会里，然后突兀的和讲坛上的牧师争辩到底真的有神存在这件事吗？那个空洞空间，座位上的大人们静默着，听他和那耐性诚恳的牧师，一来一往的抽象话语，我坐在一旁，总羞愧欲死。

　　或有一次，他拉我去永和中山纪念馆，人家办婚礼的办桌，我们冒充亲友去白吃酒席，我觉得我们俩穿着国中生制服的深蓝短裤，一定会被认出而轰出。但他淡定自若，带我坐在“新娘亲友席”，那些同桌大人和我们敬酒时，他也有模有样喝了并回敬。

　　有一次我和他乱晃在那巷弄迷宫阵时，被一个长头发的混混押到死巷里勒索，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场面，但S拿下眼镜，狠狠的瞪着对方，不说一句话，我不知道算哪招。但那混混竟好像也被唬到了，说了一些狠话就悻悻走了。

　　我回忆这些年少往事，当然满含着怀念之情。

　　这样的，我们已各自都五十岁了，但坐我面前，仍让我从记忆风箱最深处，感到他不论意志、心智，若说每个人真有一张脑部构造线路设计图，他都远高于我的S，和我约在这家我常来此写稿的咖啡屋，告诉我，他手头有一份写好的，两百万字的武侠小说。他想请我看看。

　　“当然，你现在已是个有名的大作家了，我怕你那么忙，并没有时间看我这一大坨东西。”他跟我解释，他几年前从台积电退休，拿了一大笔钱，他现在经济上完全无忧，也没有小孩。他原想自己成立一家出版社（他也取申请登记了），但他似乎弄偏了方向，他去看了“印刷机大展”，打算买一台印刷机。

　　这里我花了很大工夫跟他解释，现今的一本书的存在，印刷，甚至出版，都不是最重要的，现今台湾（或是全世界都如此）纸本书的出版寒冬，有太多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每个月、每周甚至每天，都有琳琅满目的书出来。问题是通路，你的书要如何摆在诚品的新出书平台上较显目的角落，或博客来网站首页被注意的位置。其实这一切好像有个麦杆团在滚着，卷进许多关于书、作者、出版社，像诚品这样的书店巨兽，或许多在小偏乡成立的独立书店……我也不是很懂。但这就究竟是我打滚了至少二十多年的领域。

　　我在跟他讲述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心情，并不是“好吧，你看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至少在这一块，我比你懂得多”。而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生命史，跟我们的时代进行怎样的时光兑换？

　　

　　十五岁那年，我们分道扬镳，他考上建中，我进了重考班。

　　那之后我认识了一些小混混，就大人的说法，“学坏了”，街头打架，校园的顶楼堵那个哥们要揍的人，学会吸烟，在奇怪的这些流浪仔的少年流动人际间，又再认识更怪的人。绝对比我国三那间教室一整班进入高温控窑而成为未来菁英的同学，更早知道一些性的知识，一些流氓学校的聚众斗殴的现场脑中记录片，一些我不熟悉的中南部上来台北混，那黑道世家长大的孩子的腔口、形貌。

　　然后我再次重考考上一所全国排名倒数的私立大学，我在那山上的宿舍，“洗心革面”，沉浸在那些冗牙赘舌的文学书本，那些卡夫卡、波尔赫斯、杜斯妥也夫斯基们——其实是进入另一种漂流的，和那个解严，且经济起飞，更多的菁英被吸纳进科技产业、金融、大企业主管，和这个明亮安全的世界，彻底漂流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