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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7)

  
  〔27〕达尔文(CARA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因此曾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排斥和歧视。
  
  〔28〕卢梭又译卢骚。他提倡人权平等学说,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大量集中。“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见于他一七五五年为《法兰西百科全书》所写的《论政治经济学》,译文应为“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梁实秋歪曲引用卢梭这句话所发的谬论,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29〕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无产阶级的暴动的主因是经济的。旧日统治阶级的窳败,政府的无能,真的领袖的缺乏,也是促成无产阶级的起来的原由。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位置,无产者仍是无产者。文明依然是要进行的。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单靠了目前经济的满足并不能永久的担保这个阶级的胜利。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还是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的。所以无产阶级近来于高呼‘打倒资本家’之外又有了新的工作,他们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或‘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化’,这里面包括文学艺术。”
  
  〔30〕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于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的。如其文学只是生活现象的外表的描写,那么,我们可以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也可以了解无产文学是有它的理论根据;但是文学不是这样肤浅的东西,文学是从人心中最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如其‘烟囱呀!’‘汽笛呀!’‘机轮呀!’‘列宁呀!’便是无产文学,那么无产文学就用不着什么理论,由它自生自灭罢。我以为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实在是把文学看得太肤浅太狭隘了。”
  
  〔31〕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说:“文学家就是一个比别人感情丰富感觉敏锐想像发达艺术完美的人。他是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于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托尔斯泰是出身贵族,但是他对于平民的同情真可说是无限量的,然而他并不主张阶级斗争;许多人奉为神明的马克斯,他自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他的志行高洁吐属文雅比贵族还有过无不及。我们估量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是只就文学作品本身立论,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
  
  〔32〕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他的作品无情地揭露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同时又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
  
  〔33〕约翰孙(SA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家。出身于书商家庭,早年靠卖文为生。后因独力编撰第一部《英语辞典》,受到皇室的赏识,被授予政府年金。从此成了“名流”,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34〕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不过鉴赏力之有无却不与阶级相干,贵族资本家尽有不知文学为何物者,无产的人也尽有能赏鉴文学者。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35〕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36〕钱杏邨(1900—1977)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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