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祭

　　以“兄弟藏书”着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6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天空的宽银幕下是奔流翻滚的波涛，一只白鹭像滑翔机似的，优雅地掠过海面，敛翅收足，伶仃立在一座别墅楼的屋角。

 

　　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浓簇的长眉，乌漆的眼，牙根和指尖焦黄油黑，烟熏茶浸的道行很深了。当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在他尚称完整的底层卧室里，环壁都是书橱，陈列的却是形态各异的茶壶，从拇指般玲珑到椰壳般粗拙。一张老式的湘妃榻，靠内半榻是书，是建国以后新版的古典历史书籍。留下窄窄一条卧位，铺一单旧毡。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他却衔着烟卷张罗泡茶。我已得老父多年训练，拿起小小紫砂杯，不过浅浅抿了一口，舌尖立刻被酽得麻木半天，犹如蛇毒一般。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色水渍。南方的潮湿与地窖的阴暗，正同谋于红卫兵未竟事业。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划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腑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正看得入港，朋友叩门，慌忙把书往抽屉一塞。与人敷衍双目无神，语焉不详，人以为热恋之中。有时家人喊去吃饭，书摊于桌上，朋友来了，照例推门就进，见桌上有好书，坐下就读。我饭后回房，跌足不及，又扳他不动，只好另取一本，斜倚床头，各自为政。惟书页翻动，有如蚕食之沙沙声。

 

　　久而久之，是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更加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在万石岩水库的巨石上看书，折枯枝生火，舀石下清泉，泡他带来的“一枝春”。他主动赦免，将浓汁降低为茶汤。我卤的猪耳朵，朋友带的月饼水果，介于他的白酒和我们的啤酒之间，能被我们共同接受的是长城干白葡萄。于是皆大欢喜。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星岛日报》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又随心所欲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月色过分严肃，那么精雕细琢的夜景，让人连心事也凹凸出来了。

 

　　他吸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呵！”

 

　　我眨眨眼睛，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一直记着阿西那句无心的感慨。又过了那么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他的伤痛，可是他已像蚌壳一样，紧紧合上了那道血缝。

 

　　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一只纤手有关吗？永远了他的自我放逐。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惟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上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门、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惟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