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乱世中，居然有这么两个说走就走的文青(2)

　　400年前那个年代，一次出走有可能就是一次永别，是一次生命的如梦幻泡影。于奕正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宛平，一年半后他客死南京。

　　话说他两人结伴南下，本来好不容易得来功名的刘侗应该赴吴县县令任上，但这次他们又被南京城牵绊住了，整个1635年，他们便在南京游历山水，遍访人文古物，甚至拟出纲略，准备再合出一部《南京景物略》，南北两京城，正好成趣。

　　但刘侗毕竟是朝廷官员，如此闲散逛荡终不合事体。1636年年初，游荡了一年之后，他终于踏上了他的赴吴县上任的旅程，但很不幸，或许是冬春疫疾，他还是没有能够到达吴县（今位于苏州），而是死在路过扬州的旅途上。于奕正自刘侗分道而行后也是闷闷不乐，他独游南京却仍无回京之念，四月份，他也生病身亡于旅店。这两位好友相继过世不差几个月的时间，刘侗终年41岁，而于奕正终年39岁。

　　

　　刘侗读一辈子书为求功名，但功名还是消散于最后获取的旅途上。于奕正一辈子浪荡玩乐，吃一点薄产过呼朋唤友高谈阔论乱糟糟的日子，却也兴高采烈。其实他们这样的人多如牛毛，活就活着，死也就死了，但偏偏俩人攒出一部《帝京景物略》来，成为后世经典，虽然拿曹雪芹比拟未必恰当，但也是生前落魄死后余香袅袅长的事例了，生前身后，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崇祯皇帝可能到死都没听说过这么两位玩物丧志的小人物，更不用说是否阅读过《帝京景物略》。天生勤奋的他却如此生不逢时，恰恰于人类的第四次“小冰河期”统治一个人口一亿二千万的巨大国家，气温剧降北方大旱，人民因贫困饥荒起义不断，社会剧烈动荡。当然，当时的他是不了解这一自然气候现象的。他日焦夜虑朱家大明朝的兴亡，没有山水方志的兴趣，虽然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土”于他，除了草民饥馑就是草民犯乱，令他愁白少年头。

　　所以说，同好中人，物以类聚，崇祯皇帝永远不能了解活在刘侗于奕正生活体系中的趣味，也难以体会他们的欣愉。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里有一篇亲笔散文《钓鱼台》，被后世尊为明末优秀散文小品经典。在这篇不足300字的文章里，于奕正用洗练的语言完整叙述了京城“钓鱼台”的历史演进，讲述它因泉流而获建园亭的由来，因泉流而积郁成湖泊，有高台垂钓而得名。自金至明，钓鱼台的主人传承有序，但它的主人都是达官权贵，皇亲国戚，布衣平民很难亲瞻美景。

　　无独有偶，400年后的“钓鱼台”即是今天京城的“钓鱼台国宾馆”所在地，高墙深院，也几乎不是平民百姓可以涉足之地。而400年前的于奕正在文中提出“偶一日，园亭主慎善主之，名听士人，游听游者。”大意是希望某一天，这个园子不仅是私人占有，可以对公众开放游览，由有学识的人参与意见，还园林本来面貌。这句话被后人引申为于奕正有初步的民主民权意识。如果于奕正写此小品时确有此意，那倒是与崇祯皇权更接近交集的一次内心意识流活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