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爱之梦

 　契诃夫结识他的崇拜者阿维洛娃是在1889年，当时他29岁，她24岁。阿维洛娃自幼爱好文学，很早就写诗和散文。她读过许多书，少女时代便景仰契诃夫。他的每一篇小说都使她着迷，当读完《苦恼》（1886）后，她为主人公姚纳伤心地哭了。她被文学的魔力所折服，渴望当一名作家。然而同所有普通姑娘的命运一样，她出嫁了。丈夫不喜欢文学，瞧不起作家，对妻子的写作总是冷嘲热讽。不久有了孩子，她的作家梦就更难以实现。

 

　　契诃夫是在阿维洛娃的姐夫、《彼得堡日报》主编胡杰科夫家里遇到她的。他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愉快。阿维洛娃为见到心中偶像兴奋不已。她脸色红润，充满青春活力。契诃夫把她当成小姑娘，揪着她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笑道：“这样的辫子我还没见过呢！”

 

　　当阿维洛娃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快满周岁的男孩时，契诃夫不免有点吃惊。

 

　　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后，阿维洛娃心中便燃起一束照亮她整个精神世界的火光。但回到家里，丈夫朝她发脾气，她心头的火光一下子便熄灭了，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三年过去了，契诃夫和阿维洛娃一直没再见面。三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契诃夫进入创作的成熟时期，阿维洛娃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开始发表小说，作家梦逐渐实现。

 

　　一次晚会，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不期而遇，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度过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夜晚。当阿维洛娃回到家，丈夫正怒不可遏，他已听到一些流言蜚语。

 

　　阿维洛娃遵照契诃夫的嘱咐，将自己的习作一一寄给他，他常常坦率地提出意见：“您没在文字上下功夫，而这是应当反复推敲的——艺术也就在这儿了。您得删去多余的字，清除句子里的‘鉴于’和‘借助于’之类的词。一定要注意语言的音乐性。”“花一年时间写部长篇小说，修改半年，再拿去出版。您很少修饰自己的作品，女作家不该如此，而应在纸上刺绣，慢工出细活。”

 

　　两人开始通信，某种不同一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悄然萌生。

 

　　阿维洛娃坠入了爱河，在感情的波澜中受着煎熬。走投无路中她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到首饰店订购了一个表链的坠子，做成书形，一面刻着：“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267页6—7行”。按照这页数和行数在契诃夫小说集里找到的句子是：“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这是契诃夫小说《邻居》（1892）里的话。阿维洛娃觉得这句话恰好凝结着自己对契诃夫的一片痴情，便借用它向所爱的人吐露肺腑之言。

 

　　表坠做好后，她在盒子上写下首饰店的地址寄给契诃夫，但没敢留下她的名字，这样做为的是好让自己有个退身之地。因为她明白她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一个人，她还有三个孩子……对此她感到透心彻骨的痛楚。

 

　　寄出表坠后她惴惴不安，而契诃夫始终没有来信。

 

　　在一次假面舞会上，阿维洛娃巧遇契诃夫。她身穿黑舞裙，戴着假面具，嘴里含着个核桃，为的是改变嗓音，她以为契诃夫不会认出她来。契诃夫告诉她，他的新剧本《海鸥》（1896）快要首演了，请她务必去看，并特别嘱咐道：“我要在戏里回答你，你一定要仔细听！别忘啦！”

 

　　“你怎能从舞台上回答我？”她大惑不解，“你回答我什么？我又怎么知道哪些话是对我说的？”

 

　　“你会知道的！”契诃夫微笑着说。

 

　　大厅里奏起醉人的舞曲，阿维洛娃靠着契诃夫的肩膀觉得幸福极了，头微微发晕，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借着假面的伪装，她终于大胆说出；“我爱你！”

 

　　“你在逗人，假面人！”契诃夫笑了。

 

　　舞会结束，阿维洛娃始终不知道契诃夫是否认出了自己。

 

　　阿维洛娃焦急等待《海鸥》的首场演出。那一天终于到来，她坐在剧场里心情十分紧张。演员的每一句台词她都聚精会神地听，但什么也没听出来。戏已演了一半，她很失望，暗自思忖，假面舞会上契诃夫并没认出她来，说在舞台上回答自己，恐怕只是句玩笑话。

 

　　就在此刻，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女主角尼娜上场，同恋人特里哥利告别，送给他一个书形的项饰。她告诉他，项饰的一面刻着他的书名，另一面刻着页数和行数。尼娜走后，特里哥利看着项饰念道：“121页11—12行。”他念了两遍，然后拿来自己的作品，翻到那页找到那两行，念道：“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

 

　　从尼娜上场拿出项饰那一刻起，阿维洛娃的头便嗡一声响了起来。她呆了，心怦怦跳，脸火辣辣地发烧……但不管怎么激动，她还是把那两个数字牢牢记住：“121页11—12行。”

 

　　“这就是他的回答！”阿维洛娃明白了。

 

　　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用颤抖的双手翻开自己那本小说集，找到12l页11—12行，读到的是：“年轻姑娘不应参加假面舞会。”这完全是契诃夫式的回答！

 

　　契诃夫把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事写到剧中，并通过舞台巧妙地回答了阿维洛娃，示意她要冷静与理智。

 

　　1897年春，契诃夫突然大量吐血，被送进医院。阿维洛娃得知后十分焦急，到医院再三恳求才被准许看望病人三分钟。契诃夫托她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取小说《农民》（1897）的校样。在离开编辑部回家的路上，她碰到正在新圣女修道院外散步的托尔斯泰，她把契诃夫的病情告诉了他。第二天，托尔斯泰便去探望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