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青山在

　　施蛰存教授最初留给我的印象是风趣幽默。

 

　　与他拜识纯属偶然。上个世纪曾经开明的1957年春，我就读于华师大中文系。某天中午我习惯地走进了文史楼的一间大教室，却不知那天被用作华东地区各大院校举行学术研讨会的会场，我颇感兴趣也就留下了。那天研讨的就是钱谷融教授轰动文坛的名着《论文学是人学》。钱教授的开场白也别开生面，讲了婚外恋情：

 

　　“有位先生原来有妻室……他在社交中认识了某位女士，一来二往，两人就情投意合……真正享受到了爱的甜蜜。然而，他却很苦恼，他尽管非常爱她，却不敢挽着那女士的手臂走进社交场合……”说到此，话锋一转，“诸位，我就是那位先生，那位女士就是我的《论文学是人学》！但是今天，我终于把她带到大庭广众中来了！”

 

　　会场当即掀起欢笑波浪。这次研讨会的主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只见他说：“钱老师的大作很精彩，可惜我没拜读完。”我纳闷，怎么这样说？“而钱老师的开场白更精彩，讲了个三角恋爱，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拿出讨论三角恋爱的热情来研讨论文。开始吧！”这下会场像炸开了锅。

 

　　这是初识风采。当年我们的文学社经常请名作家辅导，有一次就请施教授指导小说创作。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话就一个字：抄。大家傻眼了，他还引经据典：“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大家更傻了：这不是误导吗？不仅如此，他还现身说法教我们如何抄得巧妙些，不露破绽：“譬如我熟悉东欧国家文学，就头是抄波兰的，手抄罗马尼亚，脚呢就抄匈牙利的，谁有本事认得出来！”说得大家如坠云里雾里，不过听来颇觉有趣。

 

　　施教授见大家目瞪口呆，话锋一转：“大家练毛笔字一定写过描红簿吧，一定要按笔顺并且涂满框框，这就是我说的‘抄’，也就是先要模仿，待到摸到规律就可以创造了。我说的匈牙利什么的，意思是阅读面要广，见多才识广，基础大金字塔才高。”

 

　　原来如此，顿觉施教授博学多才，慈祥可爱。

 

　　施教授后来执教我们明清文学课，可是他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却让我久久纳闷不解。他是这样自报家门的：

 

　　“我叫施蛰存，就是被鲁迅鲁老夫子所骂的‘洋场恶少’是也……听我的课要用批判眼光，小心中毒。”

 

　　这难道也是幽默？好像是又不全是，虽然开学典礼上校党委书记是说过，教你们的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问是有点，但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你们是党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所以要批判吸取。但施教授何以要自损形象呢？而且这阴影始终不散，缭绕听课全程。

 

　　讲授《西游记》的猪八戒形象，施教授语出惊人地评议说此为农民典型，教室一下子沉寂下来。那时高喊的是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农民为同盟军，二把手呢，可猪八戒形象却不怎么高雅，岂不是丑化农民吗？施教授不为所动，严谨地摆出根据：猪八戒的武器钉耙不就是农民翻地的铁鎝吗？猪八戒饭量大，农民劳动强度大肚量也大；猪八戒比较笨，农民的脑筋转得不是没城里人快吗？说到此身边开始有些浮动，那时有不少工农子弟。施教授提高声调说：“但是猪八戒最可贵可爱的是诚朴忠厚，这也是农民兄弟的特色，农民最朴实厚道。”这下教室轻松了。但施教授还是拖了一句：“这是我个人意见，批判对待，当心中毒，但绝无鄙视农民兄弟。”又十分低调。

 

　　应该说这个评析颇有见地，但在那时大气候下无所顾忌地提出来，充分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本色：艺术至上。但为何又给自己脸上抹黑呢？不过农村同学神情稍微平静了些，难道是为顾忌这个？

 

　　不久风云突变，中国大地上那场政治运动，让教授们渐次落马，不由得担心起施教授能否继续教我们。谢天谢地，开学了，他依然踏上讲台，却又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主动向校党委认错的，因为态度好，所以被允许继续讲课。”

 

　　在有关会议上，施教授似乎没有发表什么过激言论，只是在高年级同学一再上门恳请“还是写一点吧”下，才在《文汇报》上写了两篇短文，其中一篇为《才与德》。施教授介绍说，之所以写是因为看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只是小学程度，却要当教授扎堆的华师大两大系之一的中文系的领导，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能经常带着外孙女在走廊里晒太阳。他认为老同志对革命有功，应该报恩感谢，但不妨授以禄，不一定授以位，否则既误事也难受。心情是真诚的，然而他又自责：“虽然我是出于好心，思想方法有问题，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嫌。”

 

　　施教授所说的我们亲眼目睹，也有同感，感觉不到错在哪儿，干吗要检讨呢？但有一点是我们庆幸的，正是这一检讨才让我们继续聆听到幽默风趣又见解独到的讲课。

 

　　此后听说终于不让施教授讲授文学主课了，而让教第二外国语法语，因为选读的人很少，就可缩小影响。然而他毕竟是古代文学的权威，虽然法语也精通，但由主课降到了副课，由必修课降到了选修课，差了多少等量级！这等于让先锋大将去站岗，让关羽舞短剑。然而施教授又认真地接受了，他说：“学生选修课要求不高，识几个字母，懂点语法，我有两把刷子。”其实他教得很认真，末了他说：“我还可以上讲台，还可做点事。”原来如此。

 

　　此后我毕业离校，也没与他联系，只知道后来终于不让他上讲台了，赶到资料室，因忙也没去拜望。直到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我才坐不住了。消息传来，教我课的恩师纷纷关进牛棚，频频挨斗，校级领导被斗致死，像施老师那样的在三十年代就挨批的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但走遍原先幽雅如今凄冷的校园，见不到一位老师，在失望之余行将离去时，意外地在堆满落叶的路边的布告栏里发现老师们写的改造日记，我又一次读到施教授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