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老炮儿能治霾？

 

叔的情绪正跟着酝酿到大概65%的时候，冷不丁，电影院里有个人喊了一嗓，“好大的雾霾！”，于是满座大笑，冯小刚绷了整部电影希望成就的老炮儿范儿，在最关键的高潮前被雾霾彻底萎了。

 

今年，被雾霾萎掉的东西好像特别多，雾霾从只有外国领馆才能感受的大惊小怪，突变成了上下国民对生存环境的悲喜忧患。几年前我们还管这样的天色叫烟雾朦胧，是命中注定的男女私定终身时才好有的浪漫设定；如今，我们清楚地意识到雾霾和任何一场认真的爱情一样，会要去我们半条命。

 

集体民智的开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年初柴静的ppt力作《穹顶之下》。最近两天，由于在全国各地循环的一波雾霾天，各种角度的讨论在风起云涌的基础上再高潮迭起。尽管很多数据表明，责任在工业排污和冬天取暖燃煤，但是不少不明真相的城市随霾奉上了限行措施，也再次把我大车圈推上了污染源杀人犯的风口浪尖。大车圈内心是奔溃的，其实只干我半毛钱关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环保，一直是个值得重视但是又重视不起来的话题，好在也围绕雾霾经久不衰地刷了一年的屏。然而，观察一下国民关注环保的程度与方式，发现也不过是19世纪英国的水平。

 

为什么举例英国，因为英国可能是最资深的雾霾国。最早在1662年，他们就出现了“柴静”John Evelyn，他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写得一手好日记，是第一个正式抱怨伦敦污染的人。17世纪的伦敦，污染源头还只是些小厂房。

 

而到了19世纪的伦敦，常年有种煤臭气，看上去黄不啦叽的，有时候是屎褐色、屎红色、甚至发黑。如果你看到屎是这个颜色，恐怕也要吓得肉抖，更别提漂浮在空气中了。19世纪的伦敦人，常见的死因，是空气污染导致肺功能损伤，不然就是被弥漫的垃圾物质阻挡了视线，意外地卒掉。

 

根据当时《泰晤士报》的描述，直到早上九点，城里还是黑的；即使在室内也是然并卵，在戏院看戏的亲只能听见演员的声音，看不见台上的人影，无论演什么都是《歌剧魅影》的即视感。

 

那时候的污染还死活赖不到汽车身上。绝大多数人没开上汽车，还是牲口动力时代，马车奔着奔着就会蹄子一滑，挫伤了路人或者踩扁了商店。有些白天，必须得有汉子在前面举着火把引路，马车才敢走。

 

19世纪主要的污染源是工业和生活焚煤。到1892年，《泰晤士报》上整版整版的专栏都是讨论雾霾的治法，民间忧虑也没能实现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现在持有的也不是什么有能动性的意识，除了传播手段铺得开些快些。更多的是跟贴“我的前任是极品”一样的情绪，甚至连段子和姿势都差不多，转的最热的帖子就是“哪种口罩防霾效果最好”，这和“哪种套套体验最爽最薄”几乎是如出一辙。

 

真正的愤怒和真正的关切都是极少的，大多数人消费的是一种沉默的共同感，我们似乎正在承受一场很汹涌的灾难，以前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无济于事。我们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无责任地说些一定是对的废话，假装在表达观点，坐等别人来附和，好像也就有了集体的发声通道一样。

 

伦敦直到1960年开始，雾霾才有所好转，但也不是出于积压了300年左右的忧虑，而是在1952年伦敦大烟雾事件之后，这个恶劣事件导致4000人死亡，才令英国人开始着手系统性的法律典籍，也就是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

 

如今这个法案会被引申为伦敦治霾的决心，其实背后好一阵纠葛，以致于1952年的灾害拖了4年才出解决方案。

 

当然，我朝是绝对不会像英国这么耍流氓的。

 

只不过排去差异，人的共性在于，但凡是能摆出来叨逼的事情，大多是看上去切中要害，其实已经无关痛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面对雾霾，如果我们非赵家人想要干些什么，除了少开点车，还能干嘛呢？我大帝都恨不得已经连烟都禁了，老炮们也早都从物理和生理上都哑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