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12)

　　当这个季节的庄稼都已归仓，新学期就开始了。 

　　中心校没选他当先进。他跟闭校长谈过话之后，这件事情就再没有谁向他提起过。 

　　王安有些伤心，但并不特别伤心。他想着那个女同学。他希望那个女同学回来，但女同学就像森林中的一片叶子，你只看见森林，却不知道那片叶子隐藏在哪一根枝丫上。放暑假的当天，王安就给那女同学去了封信，一个月后也不见回音，他想她是不是换地方了?于是跑到李家村去，去她夫家问情况。她公公婆婆都在，提起她就骂。两个老人把儿子的死怪罪到了儿媳身上。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他们不能与那种力量抗衡，只知道儿媳在儿子身边，儿子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盒子里的一把灰，所有的责任就应该由儿媳承担。王安在老人家里坐了很久，希望他们怒气平息后能够告诉他那个女同学的地址。因为大半年前，是由她把骨灰盒送回来的，她离开的时候，不可能不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他们。两个老人的怒气确实平息了，但接下来就被悲伤压倒，鼻涕口水把前襟都湿透了。王安明白，自己坐在这里，不仅没什么结果，对两个老人还极不人道。他去问了李家村别的人，结果没一个人能说得清，因为自从她把丈夫的骨灰盒送回来后，李家村里里外外的人就再也没见过她。王安只好照原地址又写了信去，接连写了三封，都不见回音。 

　　那个人不在他的视野里。 

　　事实上，当年做同学的时候，他们也没怎么接触。但有一回王安记住了她的眼神。 

　　那是某个阴沉沉的天气，放午学的铃声一响，教学楼就决了堤，奔涌出的洪水就是饥饿的学生。王安读初中的学校，位于泽光镇对岸的半岛上。虽是县立中学，但在里面念书的，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最深的渴望，并不是读书，而是吃饱饭。每当放午学和晚学的铃声一响，老师还没宣布下课，他们奔跑的姿势已经做出来了。在操场的那一边，在洋槐丛中的食堂里，醉人的饭菜香味比知识更有质感。王安瘸着腿，明明知道跑不过人家，但他总是奋力向前。他跑起来的姿势就像在蹬滑板车。许多时候——真的有许多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像动物那样四蹄奔跑。这样一来，别人用两条腿，他不算那条短了几公分的瘸腿，也有三条，他就可以跑得更快，就能够最先把食物刨进嘴里。在那个云厚风高的阴天里，王安就想着这件事。 

　　操场边上也种着洋槐，大概是人来人往太过频繁，将表层的土带走了，褐色的树根暴露于外。把脸拼得血红而且想着自己有三条腿的王安，没有注意到这些树根，于是被绊倒了。那一下摔得很重，牙尖磕在树根上，扎破了树根褐色的老皮。绊倒之前，他的身后还有一些人，可那些人迅捷地从他身旁射了出去。他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不是因为痛，而是因为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抢到食物。 

　　在他还没爬起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不远处的那双眼睛。 

　　她站在那里，盯住他，哀伤的、湿漉漉的眼睛里照出一个残疾人的影子。 

　　那个影子被她的眸子深深地含住，不愿意松开。他也盯住她。 

　　他叫王安，她叫李小苹。 

　　李小苹并没上前拉他一把，两人也没说一句话。 

　　王安不是爬起来，而是有模有样地站了起来，摸了摸疼痛难忍的牙齿，把身上的灰土拍去了，才向前走去。 

　　他没再跑，而是走。 

　　那双眼睛教会他什么是尊严。 

　　从那以后，王安再没有跑到食堂去“抢”过饭。 

　　他就这样忘不了李小苹。高中毕业回到乡里，他就老是以故作不经意的口气，不断打听李小苹的消息，知道她订婚了，结婚了，跟男人一同出门打工了，生孩子了，男人死了。 

　　也就仅仅这样了…… 

　　开学不久，上面传出风声，说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要减免学费。这风声并不是王安首先听到的，而是家长传达给他的。家长们问：“王老师，不收学费是不是就不交钱了?”王安说书学费包括书费和学费，既然只说不交学费，恐怕书费还要交的吧。当时几个家长就跟他争执起来，家长们说政府都说不收钱，你有啥权利收?家长们脸红脖子粗的。只要提到钱，就等于是点到他们的命脉，让他们显得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惊恐和愤怒。王安把两只手往下压，说：“对不起，这件事我还没听说过，我反正听上面的安排，他们说怎么收就怎么收，他们说不收就不收。反正这学期你们谁也没交过一分，也不存在我退你们钱的事。”家长们一想这也是个道理，但他们还是很激动，说我们都听说了，你是老师，是校长，怎么就没听说过?接着又说，你一定是听说了，只是不想告诉我们，到时候我们把钱交上来，你就私吞了。 

　　王安许久没回话。他的话变成了一根根骨头，卡在了喉咙里。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师和家长也成了敌对的双方。他比不上那个草创南山小学的秀才。 

　　连续好几天，王安都被家长们纠缠。 

　　为掏出一个确切的信息，他只好利用周末去镇上，找到了闭校长。 

　　闭校长说：“我没见到文件，没有文件就等于什么事也没有，你作为一校之长，不要跟着瞎起哄。” 

　　王安说我没有瞎起哄，但我要给家长们一个交代。 

　　“我都不能交代，你能交代?” 

　　王安说：“好，我就对家长们说，连闭校长也没见到文件。” 

　　闭校长把鼻头皱起来。他身体那么胖，鼻头却很小，坐着呼吸也像喘息，像在跟谁发怒。他皱了一会儿鼻头说：“这样减那样减，教师的收入怎么保证?——胡扯!” 

　　其实他已经看到文件了，文件上减免学费的范围，不仅指农村学校，还包括泽光镇这样的中心校，这让闭校长很为难。这几年来，教师们都在跟他闹待遇，教师们看到贪官成了巨富，看到生意人发了大财，甚至看到农民工寄回那么多钱，心理很不平衡。说再这么下去，我们当教师的连农民工也不如，难怪南山小学的靳老师和胡校长要走人。闭校长经常听到这些话，耳朵听出了茧子，他心里很想说：“我没用铁链铐住你们的腿，你们想走，尽管走就是!”但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那不是一个校长该说的话。再说大家共事这么多年，或浓或淡的感情总是有的。他正在想法让中心校搞一点什么第三产业，过年过节的时候用红包去堵一堵大家的嘴，稳一稳大家的心。谁知这边的包还没鼓起来，那边的洞却裂开了。他觉得上级只知道发号施令，也不想想下面的难处。几天前，他就给镇政府和县政府都打了报告，申述了自己的理由，表明就算村小减免学费，中心校也不应该减。但他心里也清楚，这种报告可以作为一种声音，但并不起什么作用，就像鸟发出一种声音，听不听都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