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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学启功

  被人诟病的“自谦”与“自贱”集于一身,恰是启功先生的智慧之处。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又不愿伤害别人,就使出了此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客气、和蔼、彬彬有礼,书里用一个词“谦己敬人”指代了。常“用敬”并不等于无是非,启功先生对粗野、蛮横、无礼的东西,冷不防一针扎将过去,直奔要害,常常令撒野者尴尬不已。一日,空军司令秘书替首长索字,言语轻佻霸道,夫子缓缓问道:如果我不写,你们首长不会派飞机来炸我吧?秘书乐翻:当然不会。那我就不写了。夫子笑而罢笔。
 
  他有自己的拒绝法。七十七岁那年,应邀出席某政治表态会,他不能不去,去了又不能不说话,在众目睽睽之际,他站起来,徐徐发声:我没有别的本事,就给诸位敬个礼吧。话毕,迅疾将手抬至眉额,算行了礼。未戴帽子的这个敬礼,自始至终不露媚色,一脸冷峻,令场内心有灵犀者肃然起敬。
 
  在内心里,他是安静的。从不向执政者提意见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老伴时常伤心哭泣,他心里也有委屈,但劝慰妻子的话却令人动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他的超脱通达甚至达到令人诧异的程度。当得知一个素来交恶的人即将西行,他欣然预备了一幅温情的挽联,称两人之间有“缘”。
 
  委屈的时候,他自有对付的办法。在接到必须证明王羲之的《兰亭序帖》为假的“旨意”后,先是应付,在权势者屡次逼迫后,他才撰文附和,但附和的逻辑是:你说是那样,按照你的要求,就是那样。把启功“我是非常拥护的!”这句话讥讽为“曲学阿世”是容易的,但重要的在于能设身处地体会他的态度。他不是战士,也不想做。翻译家杨宪益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这个“怕事”讲的就是不与人争的和善,给别人面子也保全自己的尊严。窃以为这是做人的美德——他不想把自己从人群中拎出来,变成某种标签供人膜拜或待价而沽。
 
  在动乱频仍的中国社会里,如何安身立命、保有真性情,启功先生可谓范例。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符号,他儒雅、内敛、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与内心之间设置了一道坚实的隔离墙,治人者即使能感觉到他不驯服的存在,却很难抓到一点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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