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索菲亚
时间:2015-10-25 作者:艾蒂·克拉克 点击:次
我们驱车疾驶在通往塔尔努夫镇的公路上。安迪,我的司机,一边开着车在木制马车之间左突右冲,一边趁此机会和我练起了英语。“你去塔尔努夫干什么?”他问道。
“我是去寻找一个女人,她曾经照顾过我的母亲。索菲亚·科尔岑斯卡。”我从包里取出一封皱皱巴巴的航空信封,背面的封口处写着地址,笔迹是很匀称的欧式风格。“她年龄很大了,我甚至都不敢肯定她是否还活着。”
当我告诉妈妈我要随一个旅游团去中欧时,她的眼睛一亮,问道“艾蒂,你能不能去找一下索菲亚?”
她们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已经70年了。在这70年中,整个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沧桑巨变。她们两人都度过了少女时代,成了家,生了孩子,过着迥然不同的日子,但她们的感情却一直保持了下来,个中的奥秘我只能试着去理解。
我告诉她波兰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能抽出的时间也很有限。我感觉不可能找到,但还是说我会想方设法去找。
1916年,索菲亚从克拉科夫来照看我的母亲多蒂,那时我母亲还是一个婴儿,住在新泽西州的萨米特镇。索菲亚当时21岁,纤细柔弱,淡棕色的头发挽成一个小圆髻。她干活很踏实,笃信罗马天主教。在母亲的记忆中,她总是跪在房间里祈祷,周末休息时总是去教堂。但是,索菲亚留给别人最深的印象是荡漾在她脸上的灿烂的笑容。
母亲小时候体弱多病,索菲亚对她关爱备至。母亲每次发烧时,索菲亚总会坐在床边,想办法帮她把体温降下来。
每天下午索菲亚会给母亲把被子掖好,让她好好睡一会儿。可是母亲总是悄悄地溜下床,踮着脚尖,钻进楼上索菲亚的房间。在那里,她可以坐在地板上凝神静听索菲亚给她讲关于波兰的故事。索菲亚一边讲,一边缝制小裙子、有褶边的衬裤或丝绸围巾,那飞针走线在母亲眼里犹如魔术一般。而这些东西都会变成送给我家的圣诞礼物。
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记忆,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些记忆就很有可能已经褪色了。
母亲7岁时的一天,索菲亚走进客厅,手里拿着一封信,低声哭泣着。“我爸爸病得很重,”她终于能控制住自己,开口说话了,“他需要我回去。”
几天以后,索菲亚就买好了回波兰的船票。“在后车厢里,我爬到索菲亚的腿上,”母亲说,“我们一路哭到纽约。索菲亚上了船。汽笛拉响了,她站在甲板上向我们挥手。船开动了,变得越来越小了。她就这样走了。”
好几个月里索菲亚杳无音信。终于有一天,我们收到她的一封航空信件。她告诉我们,她父亲在火车站接她,看上去气色很好。有一个小伙子和他在一起。她父亲介绍说,他叫弗拉基斯洛·科尔岑斯卡,就是她将要嫁的男人。这个人曾经见过索菲亚的照片,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于是告诉她父亲:“如果你让她回来,我就娶她。今后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但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战争爆发了,索菲亚的丈夫因饥饿而死,给她留下3个孩子。战后,我们收到她的一封来信,得知她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母亲一直在设法帮助她。给索菲亚把衣服打包成了我家的习惯,但那些包裹常常寄不到,而一旦她收到了,就会写信告诉我们,她是非常开心的。
有一年,我们收到一张复活节卡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用工工整整的笔迹写道,“就是在美国与你们一家在一起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很糟。”
我一个月前写信给索菲亚,告诉她我要去波兰。我告诉她我到达克拉科夫的时间以及我住的宾馆,但没有回音。难道她已经去世了吗?我疑惑。
安迪从来没去过塔尔努夫。他把车停在一个出租车站点,有好几个出租车司机站在那里。他一遍遍重复着我们要找的街道的名字,接下来就是一长串波兰语的对话。
车子又在窄小的街道上迂回开动了。我们路过一个露天市场,小贩们在卖大把大把的鲜花。我让安迪把车停下来,给索菲亚挑了一束红黄两色的大丽花。安迪不停地向人打听索菲亚,但没有人认识她。时间已是午后,还有不到7个小时我们一行就要离开波兰,乘夜间火车去布达佩斯。看来是没希望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僻静的街上问了一位老人。沿着他给我们指的方向——看,原来,索菲亚的房子几乎就在我们眼前了。
那是一座砖房,上面爬满了常春藤,低矮的篱笆围着小小的前院,蔷薇盘绕在门廊上。“你可一定要进去啊,”我告诉安迪,“你不在,我可是什么也听不懂。”我们走上前,敲了敲门。一个个头矮小、身材丰满、一头白发的女人打开了门。她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可能是索菲亚。“我找索菲亚·科尔岑斯卡。”我说。
她兴奋得双颊飞红。“你是艾蒂吗?”她问道,同时一步跨到外面砖铺的小路上。
“是的。”我说。一阵突然而又强烈的如释重负之感袭上我的心头。
“噢!”她紧紧地搂着我转了一小圈,“索菲亚正等着你。”
原来,这个女人是索菲亚的儿媳。她领着我们穿过院子来到另一个门前。一个体态瘦小、系着围裙、年龄已经超出我的想象的老妇人站在门里面。“是索菲亚吗?”我问道。
“70年了,70年了!”她泪流满面,紧紧地抓住我,趴在我的肩上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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