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高逼格的词汇为啥容易成贬义词？

汉语里，越是高逼格的词语，越容易变成贬义词。

 

比如“得意洋洋”或“洋洋得意”、“得意忘形”、“得意忘言”、“泥牛入海”等。

 

这些词，本来充满哲学味道，既有道家文化的韵味，也有常常用于佛经文本，有很深的辩证思维、宗教意识，也很有诗意，结果都成了贬义词。

 

比如“泥牛入海”，禅宗经文多处就有，比喻绝去踪迹、断了消息，融入大千世界，类似“白马入芦花”的意境。“泥牛”一词，比喻心中思虑分别之作用，以泥牛入海，全然涣散失去形状，也用于主体与客体交融。

 

《景德传灯录》卷八《龙山和尚章》里，洞山问龙山和尚：“见个什么道理，便住此山？”龙山和尚云：“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如今无消息。”

 

得意忘形、得意忘言、得意洋洋（或得意扬扬）、洋洋自得（或扬扬自得）等，也本是审美认知的突破，由外而内、再而外，渲染着一种生命的欣喜、闲适及体认，最后全成贬义词。

 

除了文字层面发生的词义运动外，我相信有社会层面的原因。大概跟我们这个民族宗教约束力弱、过度讲道德有关，导致思维里逐渐对这种直观表露的生命力产生不适，刻意压制、压抑，最后成了丑的东西。。

 

描述人或一件事时，由于宗教意识思弱，缺乏真正的敬畏感，文本里不断重复一些词语时，也容易产生一种厌倦，最后生出嘲讽。

 

所谓“好话不过三遍”。美好的词汇重复多了，就等于摊薄了它的价值，倾销贬值了。最后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价值稀薄的东西，有了喜剧因素。

 

类似的词语，现代汉语的词语也有一些，比如我们在老板、领导办公室里不断看到“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之类，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这人好假。因为真正的上人，是不会靠这种直白的语言来标榜的。标榜过多的，往往名不副实，充满虚伪。

 

不信的话，你尝试一下，在朋友圈里这么说自己“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相信立马引来嘲笑。估计多年以后，这类词汇在言语使用中，很多时候就会被有意识的过滤、淡化。

 

词汇本来没有善恶，没有意识形态，但在具体使用时，也就是语言成为言语的过程里，因为有具体语境，从而生发出道德判断。次数多了，词汇本身会被披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从此对于描述对手具有一种道德判断的价值。

 

还有很多本来没有味道的词，在某种文体里用的多了，也会不自觉地生发一种嘲讽。“情何以堪”这个表达，哪怕你在最通俗的社交场景里用上，也带有戏谑的味道了。过去它也是很平常的词汇。我做新闻多年，也做过编辑，每次看到有人在新闻标题里用“意欲何为”一词，心里就半天不适。

 

汉语的词汇与特定表达，被蒙上一层难以脱掉的道德判断、价值判断的外衣，意识形态的味道多了起来。

 

除了上述原因，应该也跟汉语词汇生成的能力有关，或者说汉语词汇的生命力。几年前，读让.波德里亚《语言学的想象》论述语言的能指一段时，印象里思考过这个话题，就是词汇的生成已经体现为汉语的危机。象形文字有强劲的保守性，独立音节的特征，对成词、完句中的意义建构有一种抗拒力，因为它自身的意义往往自足。举例来说，任何实词构成的词汇以及词汇构成的完句，都能相对完整表达一种原初义，这种自足意义就是一块块化石。这种情况下，汉语的能指本身，从一开就已侵入所指的空间，对新的能指的产生，有反抗作用。新的现代汉字，不像拉丁文字一样滋生空间大。

 

汉语双音节词居多，而汉语里实词的数量有限，双音节构成的空间也很有限。多音节的词汇生成，除了受困于象形文字中的意义化石特征外，还受困于汉民族语言表达的平衡感、对称感。

 

汉语词汇生成的黄金期早已过去，如今每年口语里，新词都会产生一些，但很难真正进入现代普通话与书面语。我们看到“人艰不拆”、“喜大普奔”、“然并卵”之类，其实书面书使用的几率不会高。而且它们表达的意义并不清晰。这与拉丁语词汇生成的规律有很大不同。

 

为什么绕开说汉语词汇生成呢？因为词汇衍生的能力决定着汉语表达时意义负载得以扩大，决定着语言的出路。词汇生成能力弱化，就会导致单一词汇意义承载超级负重，会更依赖具体的语境，从而形成上述道德判断的例子。

 

当然，我们不用担心汉语新词汇生成难，就杞人忧天，认为未来我们无话可说，无法写出好的文字。这是两码事。因为词汇的生成、意义的道德判断，与具体文本的表达尤其是口语不是一个层面的话题。只是未来，我们面对一些词汇，心里会有更多的不适。归根结底，它不是文字、词汇本身的原因，而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个社会的原因。或者说，不是词汇变坏了，而是我们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