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洛夫先生曾说：“对于一个现代诗人，语言已不仅是传达感情与观念的通用媒介，而是一个舞者的千种姿态，万种风情。”文化圈里真正写出好作品，语言上无所顾忌者，往往是自由职业者；作为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朦胧诗时代我没能赶上，“第三代”白话实验诗亦非归属，可也并不觉得遗憾，风格可以树，但还是不弄什么流派的好。如果我真想当一个诗人，那就必须得做一个为大多数人写作的诗人，去歌唱苦难。
想一想，自然界的生物和我们的心灵是多么接近啊！人类到哪里去？我们一生都在思考那个趋向的神秘，当世界迎面走来的时候，一个诗人，应该迎着这世界走去，用朴素的语言去讴歌大自然，去解读、感悟未知和隐秘，用体会出的自然美升华为抒写真诚心灵的艺术美。
作为鲁西南平原腹地走出来的诗人，那里保存有我少年的梦想、青年的印痕，那里有需要去爱、去怀念的人。舜帝渔猎的遗迹，牡丹之乡、获麟之地，三冉谈诗论文的文亭山，黄巢起义的点将台，水浒英雄的故里，都让人心怀遐思、激动不已。我想我可以反崇高，但决不反理想，在理想主义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希望自己是大风里家乡湖畔的一株树，用有质感的形象表现瞬间的感受，歌唱永远的家园，歌唱不灭的理想。
文字不灭，诗歌不死。诗歌语言的绚丽多彩、变化无穷，正是她对文字、对语言的贡献，呵呵，下步就看自己于诗有什么贡献了。
②有时想，当有人当面或私下说你作品不行时，你最该想的是什么？
是嫌人家说的偏颇、说的刻薄，还是该先想想人家为什么这么说，之所以这么说该有他这么说的理由，——这个理由你想不想听？任何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想追求更高的美学境界，但不少人的写作高度一辈子只是在二三流或不入流的水平上，我觉得弄到这一步和不善于接受批评、不善于改进有很大关系。如果高自期许，一听别人说就有拂心意，眼睛就蒙上一层仇恨的铜锈，那是相当浅薄的。
不是说坚持自己的观点、写作习惯就不可以，实际的情况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得看到天外有天。
③“永恒的生活并不是超越了坟墓的生活，而是真正的精神生活”，记不清这是哪个哲学家说过的话了，但他所说的“真正的精神生活”，一直是我神往的。
作为一个有神论者，确切说是一个多神论者，我知道没有一件事实能辩驳信仰，也知道没有一种信仰真正改变过世界，我不过是一个处于最末端的人，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诗人，或者至少有一天希望自己能是一个诗人，在世俗生活中，精神层面到底怎样呢？写了这么些年，虽知离江郎才尽还有段时日，但每天所思所想了这么多，又有多少落到纸上、付诸文字？
我想在我这个年龄段，思想界域真正透出重围的人并不很多，就像老诗人孙国章说的那样，“身上因袭的重负堆积得太多，头脑里存放着许多虚妄的概念和定义，且形成一定的习惯性思维。”
写作上怎么才能勾起一种适宜的氛围，寻找平时不易嗅得的“味”呢？而这个“味”往往是必要的，没有它就找不到感觉。是啊！就像抚琴先要掬水净手一样，我以为写作时也是需要情绪的渲染和烘托的，需要点氛围的。
儒释道也许会给予自己一定的帮助，试看，文学上集大成者，哪个不是非儒非释非道，而又亦儒亦释亦道。
④诗这个东西，越不修饰越有亮色，诗人大都最终要摆脱词语实验者的角色，很多诗人到老年时的诗歌返朴归真即是明证。“寻章摘句老雕虫”，诗歌界并不缺少寻“词”寻“陌生词”的诗人，关键是我们自己想到、感到和看到的事，写进诗里总会词不达意，这是还没能力把那些抓不住、摸不着而在大凡好的诗歌中都领会到的东西，抓住写进自己的作品里，这个东西就是诗的境界和精神本身。
这种精神、这种境界如同一团烈火，如同一股热烈而飘忽的氤氲，不仅难以捉摸，也很难把它织成词句，更别说织成美丽的词句，能把它说出来、说清已很了不起，它作为一首诗的灵魂蕴于诗之深处，决非一两个词就能够咬住。
从根本上说，诗有没有这个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体现出一般的诗和经典诗歌的差距。有则常怀，无则过目即忘。
⑤曹丕擅写诗论，一部《典论论文》开风气之先，但他的诗不如曹植。诗论与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事，搞诗论的诗人写不了好诗，大多理论派诗人也没能越过这一门槛。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方法论和方法很难有机统一。写诗论、诗评需要的是理性，条分缕析；写诗需要的是感性，天马行空。诗人搞的诗论越多，写出好诗越难，越是理性越容易束缚头脑，越容易按路子出牌，这与写诗是相悖的。谁在诗中长于说理，谁的诗完蛋，试想，思想性的东西，你以为你有思想，其实比你更有思想的人有的是，在这些人眼里你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搞诗论实际是在搞学问，首先要占有很多素材和资料，和写诗不一样。如果你的理论不是很精密甚或半通不通，那就很容易被“理论”束缚住，任何理论都是强调的某一点，而写诗哪一点都可能碰到。如果你的诗火候还不到就忙于写诗论，你可能某一阵子可以指点江山，但你的诗你几乎无从指望再有进步。
⑥自觉写诗语感欠佳、行文不畅，挤时间大补了一通修辞学。现在是越来越喜欢静下神来自己钻研点东西了，不大愿意再听教授们所讲，教授们贩卖的知识，其实也只是在其手中转转手，不一定老到。
说来修辞学较单纯，只研究语言的运用效果，到底是“逸马杀犬于道”好？“有犬死奔马之下”好？还是“适有奔马践死一犬”好？到底是“船依浦口，数声笛起山前”好？“船靠浦口，几声笛起山前”好？还是“船横浦口，一声笛起山前”好？还得从特定的语境去分析，正所谓“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清刘淇语）”。修辞仅从辞格上讲，就有比喻、比拟、夸张、对偶、排比、双关、飞白、顶真、借代、借音、移就、拈连、同语、仿词、析词、摹声、摹色、讳饰、婉转、倒反等六七十种修辞方式，走马转蓬，这些东西当然不是随便就能运用到文章中去的，那得到什么山才唱什么歌，慢慢悟吧。
⑦文学这东西，在中国历代几千年里，因为都是把文人全装在体制之内，所以文学就变成了一门科举应试的手艺，以致文人对权威怀有莫名的渴望，对权利的热衷远甚于对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兴趣；即便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仍然是权利经济，是用领袖说了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关系来替代传统的宗法关系，是变相的皇帝和臣民的等级关系，中国的文人仍然没有现代人格，看看建国后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家后来都没作品了？
这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美学趣味的堕落，更主要的是“文人由士而仕”膜拜权威的恶果。“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当下很多人愿意做官，愿意接受束缚人思想的官位而不愿做个文人。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而今文化人自发组织民间文学交流活动已蔚然成风，转眼，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已走过六年的征程，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贺立华老师是这么评价七亩园的，——在“经”涛拍岸，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在争名夺利浮躁污浊的学界，能有“七亩园”一方净土在生长知识分子良知，保持特立独行的一股清流，实属难能可贵！向你们致敬！
中国的文人构成在今天看大多是体制内的下层职员和体制外的游荡者及一些异己分子，——文人的代名词所谓本雅明论述的“游手好闲的波西米亚人”，在中国文人里数量亦不占少数，希望这些人能有所建树。
⑧、有时想，当下的文学氛围是有毒的，省会文学圈可谓派系林立，帮派间无缘无故怀着刻骨的仇恨，一些山头所谓的坛主目下无尘，相互间早就是公开的宿敌。听说早年因为纷争，在一编辑部掐起来，把编辑室落地座钟玻璃都打了个稀巴烂。
纲目科属种，自己又是哪一派阵营里的呢？这隐身的的军衣套在身上，另一个圈子也能一眼看得出来，不好混呢。据说唐时元稹靠了太监之力跻身朝班，朝臣们在朝房吃西瓜，元稹走到人家身后，还没说吃，就有人挥起扇子说：“去！去！哪儿飞来的苍蝇！”济南的文学圈也是一样，一看文学研讨会甚至作代会上相互恶毒的瞥视的浅笑，就知端详。
这又是为的什么呢？不理解。但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都想争夺地方文学界的话语权，试看，当下一些拥有所谓“话语权”的人又在大肆炮制某某诗群，某某诗典，以为老天爷是王大，自己就是王二，就可以指点江山、指鹿为马，实则浅薄之至也。“话语权”是个什么东西？它代表的不过是某一种“游戏规则”，你评出的诗人就是十大诗人？就可以正儿八经“入典”？就你那点水平，你懂什么是好诗？可是对于立山头、拉扯关系，对那些精明得在娘肚子里就会笑的人，这个就显得尤其的必要了。
唉，看这阵势，心里就有了尖锐的责备，为啥不退居书斋，好好侍弄点自己的东西？跟这帮混子叫什么劲呢？搅这浑水干什么?分党成派浪费了多少才情？时下大的诗人围着评论家转，小的诗人围着编辑转，有想法的围着作协的头头转，以致有才无行、无才无行的人谋到了利益，鸡犬升天，再正常不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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