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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眼”中的朦胧(2)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22〕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23〕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24〕。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25〕,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UptonSinclair〔26〕,《创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开步走”〔27〕了。
  
  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28〕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29〕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鲁迅针对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2〕冯乃超广东南海人,作家,后期创造社成员。“醉眼陶然”,见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ATolM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3〕托尔斯泰(XAYAZKFS[K,1828—1910)俄国作家。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曾引用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的一段话:“托尔斯泰一方面毫无忌惮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与行政的喜剧的假面,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文化的结果与贫困的增大,劳动大众的痛苦间的矛盾;他方面很愚蠢地劝人不要以暴力反抗罪恶。一方面站在最觉悟的现实主义上,剥去一切的假面;他方面却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按译文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完全相同。
  
  〔4〕这是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的话:“自从北伐军进出杨子江以来,中国国民革命的一特征,就是大众的政治运动的炽烈化,然而,观察目前的情状,革命的势力在表面上似呈一种停顿的样子,而事实上,社会的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
  
  〔5〕“杀人如草不闻声”语见明代沈明臣作《铙歌十章·凯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原是歌颂战功的,这里用以指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罪行。
  
  〔6〕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样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们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7〕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一九二六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一九二七年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受到反动当局压迫时,刘世芳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登报声明“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诬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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