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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世纪是从1999年开始的，笼统算来整好十年。
那一年，我学会了上网。有天晚上，我在酒吧里忙着调制鸡尾酒，一个酒吧常客，也是大学生走过来打招呼，说他准备结账走了，到网吧上网。我抬头说：“上网？同去同去！”
在《南方周末》上读过著名网友、专栏作家王小山的专访，里头还介绍了非常神秘的“泡网”，让人对网络世界无比神往。但那时候，我对自己能否掌握上网这门“高科技”，实在没有一点把握。虽然在大学里学过五笔字型，却已经一股脑儿都还给老师了。不会打字，怎么上网？这是还没到网吧前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后来，如你所知，上网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不会五笔，拼音也行——瓶颈问题解决后，其余便不在话下。于是，我在那家刚开不久、据说是本地第一家网吧里，成功注册了自己的ID、OICQ、邮箱……从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规律是这样的：睡到午后，到网吧上网，到酒吧看生意，酒吧打烊后再到网吧上网。
是的，当时我是一家酒吧的老板。这家酒吧开在大学正门的对面，隔着一条省道。酒吧装修很另类，比如招牌是用铁皮油桶串连起来的，打那里走过，让人担心油桶随时会掉下来。不过，这家酒吧的生意很差。有时候，整晚只有我和一两个服务生站在那儿，如同丧葬公司的工作人员。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有时候是张学友）飘荡在酒吧里，倒是很适合准备自杀的人培养情绪。
关于这一切，可以参阅我的小说《七天七夜》，虽然你不一定能找得到。需要补充一点，后来这家酒吧盘给了其他人，其他人又盘给了其他人，而那个人在一次酒吧斗殴中，无辜地被人在胸口捅了几刀，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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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网名叫“网络孤云”。那是在网吧小便的时候想到的。这个ID并非取材于“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虽然后来我经常拿这个当签名档。必须老实交待，当时我压根不知道这首诗。
这个ID意思很简单，正确的理解是“网络上孤独的云”。我对这个昵称一度感到很满意，因为那时候确实感到自己很孤独。开酒吧之前，我还经历过不少现在可称之为人生财富的挫折。试举一例，某年春节前，我身上却只有30块钱，于是买了包烟，买了张电影票，在影院里默默流泪。谁知那还不是最惨的，随后我就失业了。失业以后若干年，我甚至欠下了一屁股债……有时候，人生低谷原来是一谷还比一谷低，没有什么是惨不忍睹的。这里的叙述或有不确之处，不过总得来讲就是这样。
这个ID后来简化为“孤云”，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名字。这是作家古清生建议改的。学会上网后，曾在网吧楼下买过一本《中国新闻周刊》。这本杂志刚创刊，也可能是正处于试刊阶段。杂志里头有篇报道介绍了网络文学，并采访了古清生。没想到上网不久，我真碰上了这个人，还和他成了“网友”。他说，“网络孤云”太啰嗦，不如叫“孤云”。于是，我就以“孤云”行走网络江湖了。几年以后，我也见到了王小山。见面时，这位偶像让我有点失望——原来他和我一样是个胖子。
事实上，我并非向你推销个人自传。当一个人动了写自传的念头，这个人肯定开始老了。我想说的是，网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当然，这在如今已经成了一种常识。比如有人在网上找到女朋友，有人在网上赚到钱，还有人在网上实现了作家梦。但那时候，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假如你在报纸上得知一个人，而你在网上真的能和这个人聊上话，那意味着网络正在向你展示一个全新的未来……你的人生，完全可能因此全然改观。每小时花三块钱（当时网吧上网的价格），就可以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哪里找去？
至今为止，学会上网仍然是我人生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能够始终贯穿这十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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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夏之交，我提着个行李箱登上大巴，到省城后转火车直奔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省界。我告诉人家，坐火车是想好好地欣赏各地风光。实际上，那是因为买不起飞机票。
一个月之后，我依然奔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从挂靠《人民日报》的广告公司，到位于新华社大院地下室的咨询公司，从这家网站到那家贸易公司……最多时，我一天跑五六家单位求职。可是对方看了简历后，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客气地说“我们会通知你的”。记得有一回到一家网站应聘编辑，一个长得像海归的年青CEO翘着二郎腿，脚搁在大桌子上，看也不看简历就问：“会不会dreamweaver？”“不会。”“会不会frontpage？”“也不会。”“那你来干嘛？”他的脸上露出揶揄的笑容。边上还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轻声对他说了句什么。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就是“sb”二字。
这次应聘对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只敢挑那些小贸易公司投递简历。再过不久，因为有这方面的从业经历，我到通县一家卖奶粉原料的贸易公司当了业务员。至此，我的北京“寻梦之旅”宣告破产。
上北京前，我在网上写了些酸不拉叽的随笔。善意的网友走过路过，有时会顺便叫声好。说起来，这大概像经过乞丐的身边朝他丢枚钢镚儿一样。当时我显然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的感觉是：“天可怜见，我的才华总算有人赏识！”所以，我拿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鼓励自己——“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实际上，我之所以去北京，还是因为那时我正“赋闲”在家。每天除了从开杂货店的二姐那拿包烟，借点零钱上网，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在这种情况下，到北京赌一把就算输得再惨，也不会比在老家呆着坏到哪里去。
因此，工作还没有着落，我仍然有闲情雅致地逛了一回故宫，去了一趟北大和颐和园——主要想看一眼王国维先生自尽的地方。在那年的冬季来临之前，我买了张火车票，夹着尾巴逃出了这座大得容不下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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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底，刚回老家不久的我正儿八经地通过村民选举活动，当选为本村村委会委员。我发现，这个职务是由民政部门颁发证书的。这本证书可能还放在老家房间的抽屉里，再过五十年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值钱文物。
关于这段日子，其实没啥好说的。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我做过的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情是，偷偷通知一个老婆怀孕了的超生游击队员赶紧走人。有一年回家，他在路边傻乐地凑过来：“还记得我吗？”一看，他老婆的怀里又抱了个娃儿。我在村里主要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工作，反正只要不来钱的差不多都归我管。许多时候，就是拿个本子到各家工厂、单位里登记流动人口，通知妇女同志们查环查孕，如此之类的。
当时我心如死灰，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指望了。我告诉自己：“那么，就这样吧。”所以，我每天除了上班应卯，就是回家上网，继续半失业状态的读书、上网生活。我真的以为，这辈子可以这么平淡地过下去，甚至有点喜欢上这样的生活方式。静下心来后，我把每个月大部分工资都拿来买书。在朋友的鼓励下，偶尔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作品。这曾经让我窃喜不已，并且在想：要是每个月能有上千元稿费，我就心满意足了。
2002年9月，没有任何预兆地，有位朋友在QQ上问：“愿意到福州工作吗？”她说的是的一家报社，有个朋友正好要到另一家报社去，想推荐一个人当文化记者。那是我一直梦想而不敢奢望的地方。曾经有一次，我经过一家报纸发行站时，望着发行站的招牌，心想：如果我去应聘发行人员，以后有没有机会转为报社记者？我压根不知道报纸的编辑和发行原来是两码事。幸好没走进去，否则我最终可能成为一名发行主管，而不是编辑。
（插入一段画外音）几年后，妻子也对我讲过她以前的一个念头。那是她有次经过一家报社大楼，望着那幢气派的报社大楼感慨：“能到这家报社工作，那多幸福啊！” 那时候她还不是记者，而是一个社会青年（兼文学青年），和我一样奔波于生命的迷途。累了一天后，她偶尔会埋头写下一篇随笔，用信封装好寄给报社副刊。这是我和她共同有过的梦想，也是我们走到一起的隐秘“链接”。
就这样，还没干完一任村委会委员，我又拖着一同去过北京的那口行李箱到了福州。知道吗，当我拿出厚厚一摞打印好的作品资料，考核我的报社主任嗫嗫自语：就怕我们用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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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的获奖演讲词，谈的是“父亲的手提箱”。今年的诺奖获得者赫塔·米勒，讲的是“母亲的手帕”。那是曾经给予他或者她写作力量的神秘物品。我想了一下，我的父亲并没有装着手稿的手提箱，我的母亲也不会以“记得带手帕”这种方式来表达她对儿子的关爱。
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父母亲以及父母亲的父母亲，当然也都是农民。如果还有什么的话，我能想起来的是父亲挂在墙上的那把洞箫。父亲是个顽固的乐观派。无论风里来雨里去，他经常跑到其他村庄看老家流行的高甲戏，或者和一帮 “弦友”玩“弦管”。小时候，我印象里父亲总是很晚才踩着他的自行车（后来是一辆破旧的嘉陵摩托）回家。从小没爹没娘的他，大概就是从古老的戏曲里找到安顿自己灵魂的方式。据老辈分的见过我爷爷的亲戚说，当年爷爷的扁担上也总挂着一把二胡。
虽然自己五音不全，但我知道，爷爷的二胡、父亲的洞箫，一定是通过某种秘密的途径影响着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在这辈子里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够找到父辈的影子。离开家乡越久，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梦里。
我想我没有机会能像帕慕克那样，对着全世界感谢父亲。我在这里其实想说的是，帕慕克拥有“父亲的手提箱”，而我有电脑。靠着一台连着网络的电脑，我挣脱了父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乡村，先是到福州，然后去了上海，再到杭州定居下来。互联网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
这一定也是十年来，发生在许多人身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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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你大概已经看到，我讲述的并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我只是把自己作为标本，告诉你十年来这个时代的一个剖面。大致说来，这是一个农村人奋斗了十年，终于能够“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故事。
但，这还不是关于这十年的完整版本。事情是这样的，当我终于可以悠闲地坐在家里喝咖啡，我不仅没有因此感到太多的快乐，反倒发现自己更爱喝在老家泡习惯了的铁观音。这种感觉十分荒谬，或许你也有所体会。
这种荒谬感肯定有着它的根源。归结起来，这应该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所致。
有人把这种失落感称作故乡的沦陷，并且断言“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的，当你坐在城市里回望家乡，那片土地已不再是当初模样。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乡村，却没有收获城市。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当你蜗居在城市一隅，为买套房子甘心成为房奴，你的“老巢”正被推土机打翻推倒。比如在我的老家，昔日的稻米田变成了工业区，布满青翠林木的后山变成了大学新区，连村子都被从中剖出一条学生街——村里的老人每天晚上守在餐饮店门口，等着捡瓶子。
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这笔帐已经不那么容易算清楚了。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过渡性的群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拼了命地想摘掉农民的标签，为的就是让下一代人安稳地生活在城市里。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无根的浮萍，从农村挤进城市，然后在城市里遥望故乡，潸然泪下。
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去面对，并选择自己的那一份答案。
2009年12月23日初稿
2009年12月25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