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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1
  
  我的新世纪是从1999年开始的,笼统算来整好十年。
  
  那一年,我学会了上网。有天晚上,我在酒吧里忙着调制鸡尾酒,一个酒吧常客,也是大学生走过来打招呼,说他准备结账走了,到网吧上网。我抬头说:“上网?同去同去!”
  
  在《南方周末》上读过著名网友、专栏作家王小山的专访,里头还介绍了非常神秘的“泡网”,让人对网络世界无比神往。但那时候,我对自己能否掌握上网这门“高科技”,实在没有一点把握。虽然在大学里学过五笔字型,却已经一股脑儿都还给老师了。不会打字,怎么上网?这是还没到网吧前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后来,如你所知,上网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不会五笔,拼音也行——瓶颈问题解决后,其余便不在话下。于是,我在那家刚开不久、据说是本地第一家网吧里,成功注册了自己的ID、OICQ、邮箱……从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规律是这样的:睡到午后,到网吧上网,到酒吧看生意,酒吧打烊后再到网吧上网。
  
  是的,当时我是一家酒吧的老板。这家酒吧开在大学正门的对面,隔着一条省道。酒吧装修很另类,比如招牌是用铁皮油桶串连起来的,打那里走过,让人担心油桶随时会掉下来。不过,这家酒吧的生意很差。有时候,整晚只有我和一两个服务生站在那儿,如同丧葬公司的工作人员。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有时候是张学友)飘荡在酒吧里,倒是很适合准备自杀的人培养情绪。
  
  关于这一切,可以参阅我的小说《七天七夜》,虽然你不一定能找得到。需要补充一点,后来这家酒吧盘给了其他人,其他人又盘给了其他人,而那个人在一次酒吧斗殴中,无辜地被人在胸口捅了几刀,不治身亡。
  
  2
  
  我的第一个网名叫“网络孤云”。那是在网吧小便的时候想到的。这个ID并非取材于“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虽然后来我经常拿这个当签名档。必须老实交待,当时我压根不知道这首诗。
  
  这个ID意思很简单,正确的理解是“网络上孤独的云”。我对这个昵称一度感到很满意,因为那时候确实感到自己很孤独。开酒吧之前,我还经历过不少现在可称之为人生财富的挫折。试举一例,某年春节前,我身上却只有30块钱,于是买了包烟,买了张电影票,在影院里默默流泪。谁知那还不是最惨的,随后我就失业了。失业以后若干年,我甚至欠下了一屁股债……有时候,人生低谷原来是一谷还比一谷低,没有什么是惨不忍睹的。这里的叙述或有不确之处,不过总得来讲就是这样。
  
  这个ID后来简化为“孤云”,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名字。这是作家古清生建议改的。学会上网后,曾在网吧楼下买过一本《中国新闻周刊》。这本杂志刚创刊,也可能是正处于试刊阶段。杂志里头有篇报道介绍了网络文学,并采访了古清生。没想到上网不久,我真碰上了这个人,还和他成了“网友”。他说,“网络孤云”太啰嗦,不如叫“孤云”。于是,我就以“孤云”行走网络江湖了。几年以后,我也见到了王小山。见面时,这位偶像让我有点失望——原来他和我一样是个胖子。
  
  事实上,我并非向你推销个人自传。当一个人动了写自传的念头,这个人肯定开始老了。我想说的是,网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当然,这在如今已经成了一种常识。比如有人在网上找到女朋友,有人在网上赚到钱,还有人在网上实现了作家梦。但那时候,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假如你在报纸上得知一个人,而你在网上真的能和这个人聊上话,那意味着网络正在向你展示一个全新的未来……你的人生,完全可能因此全然改观。每小时花三块钱(当时网吧上网的价格),就可以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哪里找去?
  
  至今为止,学会上网仍然是我人生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能够始终贯穿这十年的时光。
  
  3
  
  2000年春夏之交,我提着个行李箱登上大巴,到省城后转火车直奔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省界。我告诉人家,坐火车是想好好地欣赏各地风光。实际上,那是因为买不起飞机票。
  
  一个月之后,我依然奔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从挂靠《人民日报》的广告公司,到位于新华社大院地下室的咨询公司,从这家网站到那家贸易公司……最多时,我一天跑五六家单位求职。可是对方看了简历后,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客气地说“我们会通知你的”。记得有一回到一家网站应聘编辑,一个长得像海归的年青CEO翘着二郎腿,脚搁在大桌子上,看也不看简历就问:“会不会dreamweaver?”“不会。”“会不会frontpage?”“也不会。”“那你来干嘛?”他的脸上露出揶揄的笑容。边上还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轻声对他说了句什么。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就是“sb”二字。
  
  这次应聘对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只敢挑那些小贸易公司投递简历。再过不久,因为有这方面的从业经历,我到通县一家卖奶粉原料的贸易公司当了业务员。至此,我的北京“寻梦之旅”宣告破产。
  
  上北京前,我在网上写了些酸不拉叽的随笔。善意的网友走过路过,有时会顺便叫声好。说起来,这大概像经过乞丐的身边朝他丢枚钢镚儿一样。当时我显然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的感觉是:“天可怜见,我的才华总算有人赏识!”所以,我拿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鼓励自己——“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实际上,我之所以去北京,还是因为那时我正“赋闲”在家。每天除了从开杂货店的二姐那拿包烟,借点零钱上网,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在这种情况下,到北京赌一把就算输得再惨,也不会比在老家呆着坏到哪里去。
  
  因此,工作还没有着落,我仍然有闲情雅致地逛了一回故宫,去了一趟北大和颐和园——主要想看一眼王国维先生自尽的地方。在那年的冬季来临之前,我买了张火车票,夹着尾巴逃出了这座大得容不下我的城市。
  
  4
  
  2000年底,刚回老家不久的我正儿八经地通过村民选举活动,当选为本村村委会委员。我发现,这个职务是由民政部门颁发证书的。这本证书可能还放在老家房间的抽屉里,再过五十年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值钱文物。
  
  关于这段日子,其实没啥好说的。两年多点的时间里,我做过的比较得意的一件事情是,偷偷通知一个老婆怀孕了的超生游击队员赶紧走人。有一年回家,他在路边傻乐地凑过来:“还记得我吗?”一看,他老婆的怀里又抱了个娃儿。我在村里主要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工作,反正只要不来钱的差不多都归我管。许多时候,就是拿个本子到各家工厂、单位里登记流动人口,通知妇女同志们查环查孕,如此之类的。
  
  当时我心如死灰,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指望了。我告诉自己:“那么,就这样吧。”所以,我每天除了上班应卯,就是回家上网,继续半失业状态的读书、上网生活。我真的以为,这辈子可以这么平淡地过下去,甚至有点喜欢上这样的生活方式。静下心来后,我把每个月大部分工资都拿来买书。在朋友的鼓励下,偶尔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作品。这曾经让我窃喜不已,并且在想:要是每个月能有上千元稿费,我就心满意足了。
  
  2002年9月,没有任何预兆地,有位朋友在QQ上问:“愿意到福州工作吗?”她说的是的一家报社,有个朋友正好要到另一家报社去,想推荐一个人当文化记者。那是我一直梦想而不敢奢望的地方。曾经有一次,我经过一家报纸发行站时,望着发行站的招牌,心想:如果我去应聘发行人员,以后有没有机会转为报社记者?我压根不知道报纸的编辑和发行原来是两码事。幸好没走进去,否则我最终可能成为一名发行主管,而不是编辑。
  
  (插入一段画外音)几年后,妻子也对我讲过她以前的一个念头。那是她有次经过一家报社大楼,望着那幢气派的报社大楼感慨:“能到这家报社工作,那多幸福啊!” 那时候她还不是记者,而是一个社会青年(兼文学青年),和我一样奔波于生命的迷途。累了一天后,她偶尔会埋头写下一篇随笔,用信封装好寄给报社副刊。这是我和她共同有过的梦想,也是我们走到一起的隐秘“链接”。
  
  就这样,还没干完一任村委会委员,我又拖着一同去过北京的那口行李箱到了福州。知道吗,当我拿出厚厚一摞打印好的作品资料,考核我的报社主任嗫嗫自语:就怕我们用不起你……
  
   5
  
  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的获奖演讲词,谈的是“父亲的手提箱”。今年的诺奖获得者赫塔·米勒,讲的是“母亲的手帕”。那是曾经给予他或者她写作力量的神秘物品。我想了一下,我的父亲并没有装着手稿的手提箱,我的母亲也不会以“记得带手帕”这种方式来表达她对儿子的关爱。
  
  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父母亲以及父母亲的父母亲,当然也都是农民。如果还有什么的话,我能想起来的是父亲挂在墙上的那把洞箫。父亲是个顽固的乐观派。无论风里来雨里去,他经常跑到其他村庄看老家流行的高甲戏,或者和一帮 “弦友”玩“弦管”。小时候,我印象里父亲总是很晚才踩着他的自行车(后来是一辆破旧的嘉陵摩托)回家。从小没爹没娘的他,大概就是从古老的戏曲里找到安顿自己灵魂的方式。据老辈分的见过我爷爷的亲戚说,当年爷爷的扁担上也总挂着一把二胡。
  
  虽然自己五音不全,但我知道,爷爷的二胡、父亲的洞箫,一定是通过某种秘密的途径影响着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在这辈子里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够找到父辈的影子。离开家乡越久,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梦里。
  
  我想我没有机会能像帕慕克那样,对着全世界感谢父亲。我在这里其实想说的是,帕慕克拥有“父亲的手提箱”,而我有电脑。靠着一台连着网络的电脑,我挣脱了父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乡村,先是到福州,然后去了上海,再到杭州定居下来。互联网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
  
  这一定也是十年来,发生在许多人身上最为重大的事件。
  
  6
  
  从这里,你大概已经看到,我讲述的并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我只是把自己作为标本,告诉你十年来这个时代的一个剖面。大致说来,这是一个农村人奋斗了十年,终于能够“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故事。
  
  但,这还不是关于这十年的完整版本。事情是这样的,当我终于可以悠闲地坐在家里喝咖啡,我不仅没有因此感到太多的快乐,反倒发现自己更爱喝在老家泡习惯了的铁观音。这种感觉十分荒谬,或许你也有所体会。
  
  这种荒谬感肯定有着它的根源。归结起来,这应该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所致。
  
  有人把这种失落感称作故乡的沦陷,并且断言“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是的,当你坐在城市里回望家乡,那片土地已不再是当初模样。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乡村,却没有收获城市。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当你蜗居在城市一隅,为买套房子甘心成为房奴,你的“老巢”正被推土机打翻推倒。比如在我的老家,昔日的稻米田变成了工业区,布满青翠林木的后山变成了大学新区,连村子都被从中剖出一条学生街——村里的老人每天晚上守在餐饮店门口,等着捡瓶子。
  
  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这笔帐已经不那么容易算清楚了。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过渡性的群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拼了命地想摘掉农民的标签,为的就是让下一代人安稳地生活在城市里。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无根的浮萍,从农村挤进城市,然后在城市里遥望故乡,潸然泪下。
  
  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去面对,并选择自己的那一份答案。
  
  2009年12月23日初稿
  2009年12月25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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