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恋注满今生

　　他，安德列﹒高兹，法国哲学家，作家。她，是他的英裔妻子,名叫多莉安。当清扫女工看到房门上用图钉钉住的单薄的纸条，她知道，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缠绵爱情已经落下最后的帷幕。字条上字迹寥寥：“告诉警察不要上楼。”这是一个名叫沃斯弄的村庄。与外面的道路隔开一段距离，是他们居住的雅致楼宇。卧室的床上，他们并排安卧。他们服药了结了一生。那一年，他八十四，她八十三.那一天，是2007年9月22日。

　　床边的小桌上是一些信札。信中他们向友人诀别，并理性而现实地期望他们能一起火化，灰骸合于一处。此处已不需再多文字，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写下一篇感人的铭文，并且公开发表，来纪念他们的婚姻。文章大受读者的嘉许和赞美，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他一生思考、创作留下的任何一部作品。 

　　这篇题为《与妻书：真爱往事》的作品，是一位心间载满恩情的丈夫写给羸病中的爱侣的长达七十五页的情书。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他说：“你啊，今年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你的身形已不再挺拔，较之从前，甚至矮了六公分，体重也只剩下四十五公斤。但你依然容颜美丽，风韵动人。一起厮守着，我们至今走过五十八个春秋。如今，我对你的爱，胜过往昔。”平实朴素的告白，满是至爱与感恩。万千读者被深深打动，尽管事实上这封情书只写给一个人。在情书中他坦言，他的一生，尽管一直在思考，在记录，并有幸与让﹒保罗﹒萨特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哲学家成为朋友，但如果没有妻子的存在，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琐碎苍白。” 

　　“我们所共同经历的风雨晨昏，一颦一笑，汇聚起来，便是爱情的全部真谛。我们的爱，浸渍，塑造着你我；两心相依，彼此是各自的依托和诉求。当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回望走过的一生，更渐渐领悟，一路有你，生命的意义从此不同。”1947年，他们在瑞士的卢塞恩相遇。那时，她的名字叫多瑞恩﹒凯尔，一个23岁的英国女生。她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身如蓬草，在战后的欧洲辗转漂泊。而他，那时的名字叫做杰勒德﹒霍尔斯，犹太血统的奥地利人。24岁的他，身无分文，前途暗淡，更不知道脚下的哪方土地是自己的故国家园。他们在打牌的时候相遇。是他主动提出邀请，于是一个生性腼腆的奥地利男子，和一位活泼开朗的英伦女生相拥而舞。那一刻，窗外大雪飘飞。 

　　他，1923年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童年，索然寡欢。1945年，他大学毕业了，取得化学工程专业学位。次年，在瑞士的一次会议上，他结识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两人知道他对道德哲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于是鼓励他继续探求。如果说这次相识是他哲学探索之旅的开始，那么，是他与妻子的邂逅正式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 

　　那时两人都是伶仃的漂泊者。她生于伦敦，童年时被母亲抛弃，后来在英国海滨的一处居所中由她的“教父”抚养长大。 

　　“他们当时都有一种浸入骨髓的不安全感，”一位友人这样说，“于是他们携手打拼，彼此呵护，…她为他保管资料，帮他做研究，与他倾心交谈，每当他有作品问世，她就是第一个读者和唯一的评论员。”1949年9月，他们结婚了，并迁徙到巴黎。依照法语的特点，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多莉安。50年代，意识形态的氛围疯狂而炽烈。他加入法国国籍的要求尚未获准。等待中，他作出一个决定：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始用笔名写作。于是此后他在文章上的署名变成“安德列﹒高兹”。“高兹”，是一个工业小镇的名字。这个小镇生产过一种眼镜，是父亲当年服役时军队统一发放的。尽管他从来不曾对父亲有过太多好感，但这个笔名成为他对父亲一种独特而隐晦的纪念。 

当爱恋注满今生

　　他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他强调工作之外，还应有其它人生追求，我们要懂得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他指出有必要设立公众福利的保障性下限；他还警示我们全球化的过程带来很多四处潜伏的环境方面的隐患。此外，他义正词严地反对核武器，是“生态政治学”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高兹生性害羞而谨慎，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世界里。朋友戏谑地说他是“一只钻进图书馆的老鼠”。妻子精明，乐观，脸上总挂着笑容，是他的天性的绝好互补，代他与身边的真实的世界应酬周旋。婚后不久，他们便决定不准备要孩子。一次，他这样对《解放报》的记者说，“多莉安是我的，我可不想与人分享。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一定会特别嫉妒。”“彼此只属于对方”，他们的这种信条与当时的潮流以及他们所融入的圈子有些格格不入。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各自夜夜笙歌，绯闻不绝，但他和她，用友人的话说，却“一如既往地坦诚忠贞，彼此的躯体和灵魂不曾有过丝毫的猜忌和动摇。” 

　　他们在巴黎的寓所总是宾客如云，这里面有他的追随者、弟子和思想界的同行。而且，宾客们总是能准时享用到绝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在外人看来，他和她收入拮据，却总是过着优雅精致的生活。还是妻子的话给出了答案，“生活，可以贫困，但不能潦倒。” 

　　1968年的学生运动，让高兹和他的文章声名鹊起。而那时，妻子的身体状况已开始令人担忧。1965年她按照计划进行了背部手术，需要进行X光检查。X光技术中需要用射线不能穿透的碘化油作对比剂，而这种化学物质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粒子留存在她的颅腔中，同时还结成宫颈囊肿，巨大的病痛愈演愈烈，残酷地煎熬着多莉安。 

　　于是夫妇搬出了巴黎，在巴黎东面80英里的沃斯弄一处宽敞的楼房中安顿下来。多莉安苍老了，病痛有增无减。 

　　2006年5月，高兹与他的出版商麦克﹒德勒姆取得联系，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这便是作者只写给多莉安一个人的“淌着泪水完成”的《与妻书：真爱往事》。德勒姆后来回忆说，“我们当即意识到，这是一篇至真至美的伟大作品。”
　　他与她，相逢于战后的喧嚣乱世，相互依偎，走过五、六十年代的狂躁岁月，最终一起离开尘世，兑现了彼此用平等的灵魂订立，一生的时光封存的爱的盟约。《与妻书：真爱往事》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结尾处作者写给自己英国妻子的坦荡无拘而余韵悠长的绵绵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