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甲村图书馆的一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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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日本的牛肉盖浇饭连锁店。

　　“男男和女女和男女。”

　　“对。阿里斯托芬的故事。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拼死拼活寻觅自己剩下那一半的过程中笨拙地送走人生的，但佐伯和他没有如此寻觅的必要，两人一降生就正好找到了对方。”

　　“幸运啊！”

　　大岛点头：“幸运之至，在到达某一点之前。”大岛用手心抚摸脸颊，像在确认是否刮过胡须。然而他脸颊上连胡须痕迹都没有，如瓷器一般光溜溜的。

　　“少年长到十八岁进了东京一所大学，成绩出众，想学专业知识，也想到大城市开开眼界。她考进本地的音乐大学专学钢琴。这地方保守，她又生长在保守之家，况且她是独生女，父母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东京。这么着，两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分离，就好像被上帝一刀切开了。

　　“当然，两人天天书来信往。‘或许如此分开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他在信中写道，‘因为两相分离可以确认我们实际在多大程度上珍惜对方和需要对方。’可是她不那么认为。因为她明白两人的关系已经牢固得无须特意确认。他则不明白，或者说即使明白也无法顺理成章地接受，所以才毅然去了东京，大概是想通过磨练来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牢不可破。男人往往有这样的念头。

　　“十九岁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诗，谱上曲，用钢琴弹唱。旋律忧郁、纯真、优美动人。相比之下，歌词则是象征性、思索性的，文字总的来说是晦涩的。这种对比是新鲜的。不用说，无论诗还是旋律都浓缩着她对远方的他的思念之情。她在人前演唱了几次。平时她显得腼腆，但喜欢唱歌，学生时代参加过民谣乐队。一个听她演唱的人很是欣赏，做成简单的录音带寄给唱片公司一个相识的制作人，制作人也大为欣赏，决定把她叫到东京的录音室正式录音。

　　“她生来第一次去了东京，见到恋人。录音期间，不断找时间像以前那样亲热。母亲说大概两人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有了日常性的*关系。两人早熟，并像早熟男女常见的那样没办法顺利长大，永远停留在十四五岁阶段。两人紧紧抱在一起，每次都要重新确认自己是何等需求对方。哪一方都完全不为其他异性动心，即使天各一方，两人之间也丝毫没有别人插足的余地。喂，这种童话似的爱情故事你不感到无聊？”

　　我摇头：“我觉得往下肯定急转直下。”

　　“不错。”大岛说，“此乃故事这种东西的发展规律——急转直下，别开生面。幸福只有一种，不幸千差万别，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幸福是寓言，不幸是故事。言归正传。唱片出来了，一路畅销。而且不是一般的畅销，是戏剧性的畅销。销量节节攀升，一百万、二百万，准确数字无从知晓。总之在当时是破记录的。唱片封套上有她的照片，她坐在录音室三角钢琴前，脸朝这边灿然微笑。

　　“由于没准备其他曲目，环形录音唱片的B面录了同一首歌的器乐曲。管弦乐团和钢琴。她弹钢琴同样精彩。那是一九七零年前后的事。当时没有一家广播电台不播这首曲——母亲这么说的。我那时还没出生，自然不知道。不过最终她作为歌手推出来的只此一曲。没出密纹唱片，环形录音唱片也没出第二张。”

　　“我可听过那支曲？”

　　“你常听广播？”

　　我摇头。我几乎不听广播。

　　“那，你恐怕没听过。因为如今很少有机会听到，除非听广播里的老歌特集。不过歌的确是好。我有收录那首歌的CD，不时听一听，当然是在没有佐伯的地方，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触及那件事。或者不如说，大凡过去的事她都不乐意被人触及。”

　　“歌名叫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海边的卡夫卡》？”

　　“是的哟，田村卡夫卡君。和你同名，堪称奇缘吧。”

　　“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田村倒是真的。”

　　“可那是你自己选的吧？”

　　我点头。名字是我选的。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为新生的自己选用这个名字。

　　“不如说这点很重要。”

　　二十岁时佐伯的恋人死了。正是《海边的卡夫卡》最走红的时候。他就读的大学因罢课处于封锁状态，他钻过路障给住在里面的一个朋友送东西，是夜间快十点的时候。占据建筑物的学生们把他错看成对立派的头目(长得像)，抓起来绑在椅子上，以间谍嫌疑进行“审讯”。他想向对方解释他不是那个人，但每次都遭到一顿铁管、四棱棍的痛打。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天亮前他死了。头盖骨凹陷，肋骨折断，肺叶破裂，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路旁。两天后学校请求机动队冲进校园，只消几小时便彻底解除封锁，以杀人嫌疑逮捕了几个学生。学生们承认所犯罪行，被送上法庭。由于本来没有杀人意图，两人以伤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对任何人没有意义的死。

　　她再不唱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电话也不接。他的葬礼她也没露面。她向自己就读的音乐大学提交了退学报告。如此几个月过后，当人们觉察时，她的身影已从街上消失。没有一个人知道佐伯去了哪里和做什么，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晓其准确去向，她像烟一样消失在了虚空里。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即大岛的母亲也对佐伯的下落一无所知。也有人说她在富士林海里自杀未遂，现在住进精神病院。又有人说熟人的熟人在东京街上同她不期而遇。据那人说，她在东京从事写什么东西的工作。还有人说她结婚有了孩子。但哪一种都是无法证实的传言。如此二十多年过去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期间无论佐伯在哪里做什么，经济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她银行账户里有《海边的卡夫卡》的版税打入，去掉所得税还剩有为数不小的款额。歌曲在电台播放或收入老歌CD，尽管款额不大，但仍有版税进来，足可以用来在远方什么地方悄然独立谋生。况且她父母家境宽裕，她又是独生女。

　　不料二十五年后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回乡的直接原因是料理她母亲的葬礼(五年前他父亲的葬礼上她没有出现)。她主持了小规模葬礼。丧事告一段落之后，她卖掉了自己赖以生长的大房子，在高松市内的幽静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在那里安顿下来，看情形已不再打算搬去别处。过了一些时日，她同甲村家之间有事谈起(甲村家现在的当家人是比去世的长子小三岁的次子，佐伯同他单独谈的。谈的内容无由得知)，其结果，佐伯担任了甲村图书馆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