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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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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只我例外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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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谋利有啥不对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迎头痛击。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NextPage第三部分 沉重的感慨]

第三部分 沉重的感慨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第三部分 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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