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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底愚昧(2)


  “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年纪出门就是这手不容易。”
  这一句话高于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一大些话。什么“行市”拉!“涨”啦!“落”啦!应该卖啦吧!这些话我不知为什么他们说得那么严重而低小。
  家里这些日子在我觉得好象闹鬼一样,灶王爷的香炉里整夜的烧着香。母亲夜里起来,洗手洗脸,半夜她还去再烧一次。有的时候,她还小声一个人在说着话。我问她的时候,她就说吟的是《金刚经》。而那香火的气味满屋子都是。并且她和父亲吵架。父亲骂她“受穷等不到天亮”,母亲骂他“愚顽不灵”。因为买“羌贴”这件事情父亲始终是不成的。父亲说:
  “皇党和穷党是俄国的事情,谁胜谁败我们怎能够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么说,他和老厨子一样:
  “那穷党啊!那是个胡子头,马粪蛋不进粪缸,走到哪儿不也还是个臭?”
  有一夜,那老厨子回来了,并没有打鞋底的冰锥,也没有说话。母亲和他在厨房里都象被消灭一样,而后我以为我是听到哭声,赶快爬起来去看,并没有谁在哭,是老厨房的鼻头流着清水的缘故。他的灯笼并不放下,拖得很低,几乎灯笼底就落在地上,好象随时他都要走。母亲和逃跑似的跑到内房来,她就把脸伏在我的小枕头上,我的小枕头就被母亲占据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都说“穷党”上台了。
  所以这次佩花大会,我无论做得怎样吃力,也觉得我是没有中心思想。“苏联”就是“苏联”,它怎么就不是“帝国主义”呢?同时在我宣传的时候,就感到种种的困难。困难也照样做了。比方我向着一个“苦力”狂追过去,我拦断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给他,他不要,只是把几个铜板托在手心上,说:“先生,这花象我们做苦力的戴不得,我们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还是给别人去戴吧!”
  还有比这个现在想起来使我脸皮更发烧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邮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烟纸店的老板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我的缠绕之后,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柜台上。火柴在柜台上花喇喇地滚到我的旁边,我立刻替国家感到一种侮辱。并不把火柴收起来,照旧向他讲演,接着又捐给我一分邮票。我虽然象一个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着,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绝对高的。火柴没有要,邮票到底收了。
  我们的女校,到后来竟公开的领导我们,把一个苏联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子弟学校”给占过来,做我们的宿舍。那真阔气,和席子纹一样的拼花地板,玻璃窗子好象商店的窗子那么明朗。
  在那时节我读着辛克来的《屠场》,本来非常苦闷,于是对于这本小说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读下去的。在那么明朗的玻璃窗下读。因为起早到学校去读,路上时常遇到戒严期的兵士们的审问和刺刀的闪光。结果恰恰相反,这本小说和中苏战争同时启发着我,是越启发越坏的。
  正在那时候,就是佩花大会上我们同组那个大个的,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还给我来一封信,说我勇敢,说我可钦佩,这样的女子他从前没有见过。而后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时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现在想:他和我原来是一样混蛋。
1937.12.13
(署名萧红,刊于1937年12月16日武汉《七月》第1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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