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化全面患上“恐高症”

   如果提前给2013中国文化做个盘点，那么，可一言蔽其弊，即：全面患上了“恐高症”。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小时代》作者郭敬明成了“拍大片”的“大导演”，二是“俗文化大师”冯小刚、赵本山成为央视春晚“总导演”。

   毋庸置疑，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是正统全面降高、向世俗低头的一年。

   当然，这种转型并非一无是处。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世俗社会，雅文化与俗文化并不是对立的绝缘体。然而，当一个国家的俗文化全面占据了正统舞台时，则亦非文化之福。

   什么是文化？任何百科似乎也不能给出明确定义，而我认为，文化简而言之，它是知识和价值观的总和。而“知”有多寡，“识”有高低，价值观更有“是非”之分，所以文化就像一个人的身高，绝对是可以丈量的。

   在一个世俗国家中，文化当然不能与俗完全剥离的。但这并不表明，俗文化要占据主流和正统位置。发达而健康的世俗国家，其文化通常可分三类：高雅、通俗、低俗。

   而中国目前文化的致命伤是，后两者盛，前者无。

   去年央视请了郭德纲春晚表演，今年邀请冯小刚和赵本山导演春晚，他们无疑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人物，他们奉献的节目因为通俗而深受观众欢迎，但同时也无须讳言，这些人与“高雅文化”基本不沾边。

   郭德纲为相声找回了娱乐功能，是“市井文化”的代表；赵本山是由“大车店二人转”走向“大舞台二人转”，基本完成了由低俗向通俗的成功转型；而冯小刚是由“城市痞子文化”向“城市知性文化”转变，即由通俗转型高雅，以《非诚勿扰》的火爆、《1942》惨淡收场为结点，可以说基本未遂。

    至于郭敬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个错把“奢侈”当“高雅”的价值观混沌青年。而一个开放的国家出现郭敬明追求奢华生活的青年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样的年轻人几乎任何国家都有，但是这样的青年人一般不会成为发达国家的青年主流，很难得到普遍认同，更不可能得到国家出版社的邀请出任领导，堂而皇之地宣扬消费人生。

    这就是区别，哪个国家都有俗文化大腕，也有玩世不恭者，但他们不是主流，而在我们这里，却在全面占据主流——高雅缺货、低俗爆棚。鸡零狗碎的家庭剧和意淫无极限的抗日神剧占满荧屏，那里面，没有文化高度，只有俗不可耐的是非与宣泄。

    这是为什么？

   当正统向俗低头，换个角度解读，其实也是“庸俗合流”。注意，这里的“庸俗”不仅是两个字、而且是两个词。当正统力量尽数“庸”流时，则正统文化必向“俗”靠拢。正所谓“上庸下俗”。而所谓高雅文化，因为无根，所以无果。

 　中国高雅文化无根，不是先天问题，而是后天问题。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很多“准大师”级作家，他们的作品有血有肉，有思想深度。比如刘震云，那时他的作品《官场》《官人》《天下故乡黄花》，具有相当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21世纪之后，他的作品依然热卖，但《手机》《我不是潘金莲》之流，其精神底色已庸俗合流。

    或许这不是刘震云个人变化，而是时代变化的成分多一些。庸俗文化繁荣下的社会，人的远大属性消失，文化格调与灵魂高度也随之降低——人们只知吃喝玩乐。“娱乐至死”的社会，“高雅文化”已经“先走一步”。    

   关于高雅文化在目前中国无根问题，也许有人不解。 因为他们在官方媒体，不时能看到“主旋律”的宣传与倡议。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对郭敬明混沌价值观不乏批判，但却影响不到现实的票房。这愈加说明，真正的“高雅文化”是切合现实的知识与价值观提升，不能与“唱高调”划等号。所有脱离现实的价值观、不接地气、假大空文化，都是“伪高雅”，所以即便喊破了喉咙，也无人喝彩和相应。

   由此看来，央视春晚邀请冯小刚赵本山“出任总导演”，却也有相形之下的积极意义。虽然这二位“俗家名导”刻意回避崇高、也是“恐高症”患者，但他们的作品起码比“假大空”之类的“伪高雅文化”要真实许多，更贴近大众。这或许是正统文化人群“开门揖俗”唯一值得肯定的态度：实事求是——面对现实，承认自己“创造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