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恶俗

芙蓉镇（全文在线阅读） >  第三章 街巷深处(一九六九年)   >   一  新风恶俗

　　“四清”运动结束后，芙蓉镇从一个“资本主义的黑窝子”变成为一座“社会主义的战斗堡垒”。深刻的变化首先从窄窄的青石板街的“街容”上体现出来。街两边的铺面原先是一色的发黑的木板，现在离地两米以下，一律用石灰水刷成白色，加上朱红边框。每隔两个铺面就是一条仿宋体标语：“兴无灭资”、“农业学大寨”、“保卫‘四清’成果”、“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街头街尾则是几个“万岁”，遥相呼应。每家门口，都贴着同一种规格、同一号字体的对联：“走大寨道路”，“举大寨红旗”。所以整条青石板街，成了白底红字的标语街、对联街，做到了家家户户整齐划一。原先每逢天气晴和，街铺上空就互搭长竹竿，晾晒衣

　　衫裙被，红红绿绿，纷纷扬扬如万国旗，亦算本镇一点风光，如今整肃街容，予以取缔。逢年过节，或是上级领导来视察，兄弟社队来取经，均由各家自备彩旗一面，斜插在各自临街的阁楼上，无风时低垂，有风时飘扬，造成一种运动胜利、成果丰硕的气氛。还有个规定，镇上人家一律不得养狗、养猫、养鸡、养兔、养蜂，叫做“五不养”，以保持街容整洁、安全，但每户可以养三只母鸡。对于养这三只母鸡的用途则没有明确规定，大约既可以当作“鸡屁股银行”换几个盐油钱，又好使上级干部下乡在镇上人家吃派饭时有两个荷包蛋。街上严禁设摊贩卖，摊贩改商从农，杜绝小本经营。

　　以上是街容的革命化。更深刻的是人和人的关系的政治化。镇上制定了“治安保卫制度”，来客登记，外出请假，晚上基干民兵查夜。并在街头、街中、街尾三处，设有三个“检举揭发箱”，任何人都可以朝里边投入检举揭发材料，街坊邻居互相揭发可以不署名，并保护揭发人。知情不报者，与坏人同罪。检举有功者，记入“居民档案”，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检举揭发箱”由专人定期开锁上锁。确立了检举揭发制度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每天天一落黑，家家铺面都及早关上大门，上床睡觉，节省灯油，全镇肃静。就是大白天，街坊邻居们也不再互相串门，免得祸从口出，被人检举，惹出是非倒霉。原先街坊们喜欢互赠吃食，讲究人缘、人情，如今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只好互相竖起了觉悟的耳朵，睁大了雪亮的眼睛，警惕着左邻右舍的风吹草动。原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今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

　　再者，如今镇上阶级阵线分明。经过无数次背靠背、面对面的大会、中会、小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排队，大家都懂得了：雇农的地位优于贫农，贫农的地位优于下中农，下中农的地位优于中农，中农的地位优于富裕中农，依此类推，三等九级。街坊邻居吵嘴，都要先估量一下对方的阶级高下，自己的成分优劣。只有十多岁的娃娃们不知利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额肿的教训后，才不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为。小小年纪就晓得叹气：“唉，背霉!生在一个富裕中农家里，一开口人家就讲我爷老倌搞资本主义，想向地主富农看齐!”“你还不知足?你看看那些地富子女，从小就是狗崽子，缩得像乌龟脑壳!”“祖宗作恶，子孙报应，活该!”“唉，我爷老倌是个贫下中农就好了，这回参军就准有我哥的份!…‘你晓得?贫下中农里头也还有蛮多差别呢，政治历史清不清白，社会关系掺没掺杂，五服三代经不经得起查……”

　　至于“干部历史真相大白”，就更是兴味无穷了。运动中工作组曾有个规定，就是每个干部都要向党组织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交心，“过社会主义关”。比方原来大家对镇税务所所长都比较尊敬，是位打过游击的老同志。但他在交心时，讲出了自己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参加游击队前和家里的一个使女通奸过，参加革命后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天啊，税务所长原来是个这样的坏家伙，老实巴交的样子，玩女人是个老里手!下回他要催个什么税，老子先骂他个狗血喷头!比如镇供销社主任就在诉苦大会上啼啼哭哭，自己虽然出身贫苦，祖祖辈辈做长工，当牛马，但翻身忘本，解放初讨了个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没保住穷苦人的本色，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复杂化，又已经矮子上楼梯样的生了五个娃娃，想离婚都离不脱……啊呀，供销社主任也不是个好东西，资本家的女婿，还管我们镇上的商店哩!下回若还吵架，就指着鼻子骂他资本家的代理人、狗腿子!再比如镇信用社会计，在一次交心会上讲到自己虽然是个城市贫民出身，但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三年伪兵。于是镇上的人们就给他起了个野名：伪兵会计……如此等等。镇上有人编了个歌谣唱：“干部交心剥画皮，没有几个好东西，活农民管死地主，活地主管我和你!”

　　芙蓉镇的圩期也有变化，从五天圩改成了星期圩，逢礼拜天，便利本镇及附近厂矿职工安排生活。至于这礼拜天是怎么来的，合不合乎革命化的要求，因镇上过去只信佛经而不知有《圣经》，因而无人深究。倒是有人认为，礼拜天全世界都通用，采用这一圩期，有利于今后世界大同。镇上专门成立了一个圩场治安委员会，由“四清”入党、并担任了本镇大队党支书的王秋赦兼主任。圩场治安委员会以卖米豆腐发家的新富农分子胡玉音为黑典型，进行宣传教育，严密注视着资本主义的风吹草动。圩场治安委员会下拥有十位佩黄袖章的治安员，负责打击投机倒把，查缴私人高价出售的农副产品、山货水产，没收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一、二、三类统购统销物资。这一来，圩场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每一圩都要堆放着些查缴、没收来的物品，如鲜菇、活鱼、石蛙、兽肉之类。这类东西又不能上交国库，去增加国民经济总收入。开初时确也烂掉、臭掉一些，颇为浪费。后来渐渐地悟出了一个办法：凡查缴、没收上来的违禁物资，一律做劣质次品削价处理。这一来一举三得：避免了浪费；圩场治安委员会有了一点经济收入做活动经费；每位佩黄袖章的成员在一圩奔走争吵之后，分点时鲜山货、水产改善生活。过去当乡丁还有点草鞋钱呢。当然王秋赦主任也没有忘记，每圩都从收缴上来的物资中送些到公社食堂去，给李国香书记改善生活。后来圩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民兵小分队”，威信就更加高，权力就更加大。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贩卖山货、水产的小生产者们，见了民兵小分队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恨不得化作土行孙钻入地缝缝里去躲过“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民兵小分队的队员们有时黄袖章并不佩在手臂上，而是装在口袋里搞微服私访，一当拿着了赃物，才把黄袖章拿出来在你眼前一晃：哈哈，狐狸再狡猾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资本主义再隐蔽逃不出小分队的手掌心!“违禁物品”被查缴、没收后，物主一般不敢吭声，一顽抗就扣人，打电话通知你所在的生产队派民兵来接回……久而久之，有些觉悟不高、思想落后的山里人，就背地里喊出了一个外号：“公养土匪”，真是脑后长了反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