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10)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
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
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
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
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
“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
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
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
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
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
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
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
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
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
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
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
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
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
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
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
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
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
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
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
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
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
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
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
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
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
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
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
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
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
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
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