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明代的军兵(9)

　　第三例地方邻里因勾军所受的损失。万历三年徐贞明疏言：

　　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今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军壮出于户丁，帮解出于里甲，每军不下百金。而军非土著，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卫官利其赂且可以冒饷也，因而纵之。是困东南之民，而实无补于军政也。（《明史》卷二二三）

　　解除军籍的唯一途径，明初规定，必须作到兵部尚书才能脱籍为民。[35]《明史》卷一三八《唐铎传》附《沈溍传》记陈质许除军籍，称为特恩：

　　潮州生陈质，父在戍籍。父没，质被勾补，请归卒业，帝命除其籍。（兵部尚书）沈溍以缺军伍，持不可。帝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难。”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36]

　　后定制生员特许免勾，但要经考试合格：

　　凡开伍免勾，洪武二十三年令生员应补军役者，除豁遣归卒业。二十九年令生员应起解者，送翰林院考试，成效者开伍，发回读书。不成者照旧补役。（《大明会典》卷一五四）

　　永乐时又定例见任官吏免勾：

　　二年令生勾军，有见任文武官及生员吏典等，户止三丁者免勾，四丁以上者勾一丁补伍。（《大明会典》卷一五四）

　　从此官僚阶级得豁去当军的义务，军伍的勾取只限于无钱、无势的平民了。

　　勾军之害，已如上述。一到大举清军时，其害更甚。清军官吏是以清出军伍的多少定考成的，因此肆意诛求，滥及民户，唯恐所勾太少。《明史》纪宣德时清军情形：

　　（赵豫）官松江知府。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姻戚同姓。稍辩，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37]

　　正德时武定清军，一州至万余人：

　　（唐侃）进武定知州。会清军籍，应发遣者至万二千人。侃曰：“武定户口三万，是空半州也。”力争之，……得寝。（《明史》卷二八一《唐侃传》）

　　王道论清军之弊有三：第一是清勾不明；第二是解补太拘；第三是军民并役。他说：

　　清勾之始，执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贿赂公行，奸弊百出。正军以富而幸免，贫民无罪而干连，有一军缺而致数人之命，一户绝而破荡数家之产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国初之制，垛集者不无远近之异，谪戍者多罹边卫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迁发，填实空旷，或因商宦，流寓他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怀。今也勾考一明，必欲还之原伍，远或万里，近亦数千，身膺桎梏，心恋庭闱，长号即路，永诀终天，人非木石，谁能堪此，此解补太拘之弊二也。迩年以来，地方多事，民间赋役，十倍曩时，鬻卖至于妻子，算计尽乎鸡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又忽加之以军依之役，重之以馈送之繁，行赍居送，无地方可以息肩，死别生离，何时为之聚首？民差军需，交发互至，财殚力竭，非死即亡，此军民并役之弊三也。（《顺渠先生文集》卷四）

　　至嘉靖时，军伍更缺，法令愈严，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万历中南直隶应勾之军至六万六千余，株连至二、三十万人（《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卫军已逃亡的，“勾军无虚岁，而什伍日亏”。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却连“平居以壮仪卫、备国容犹不足”。[38]卫所制度到这时候，已经到了完全崩溃的阶段了。

　　六　募兵

　　从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每年须用船运东南米数百万石北来，漕运遂为明代要政。运粮多由各地卫军负责。宣宗即位后，始定南北卫军分工之制，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特设漕运总兵，用卫军十二万人（《明史》卷一五三《陈暄传》），东南军力由之大困。弘治元年（1488）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军之苦说：

　　各直省运船，皆工部给价，令有司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部臣以军士不加爱护，议令本部出料四分，军卫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俱以余丁充之，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春兑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称贷以济用，此往来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因以侵渔，责偿倍息，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易薪米，又格于禁例，多被掠夺。（《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漕运》）

　　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则“多以京操失业”[39]。南北卫军因之都废弛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