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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3)

  他以为科举人才是未来的官,官是要能作史论的,至少也要懂得历史。可是科举制度的积弊是使所有未来的官都用全力于摹墨卷,作小楷。结果是每人都写得一笔好字,可是内容却什么都没有,既不知过去,更不知现在。让这一批人来当国,“尚安得济实用”!他提出三点办法来补救:第一是改革科举的内容。策问五道分五门发题:一曰博通史鉴;二曰精熟韬钤;三曰制器通算;四曰洞知阴阳占候;五曰熟谙舆地情形。第一科是史学,一个未来官必需的学识;第二科是军事学;第三科是实用科学;第四科是天文学;第五科是地理学。应考的人可以自己选一专门的科目考试。这意见原来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两广总督祁提出的,这一年正是鸦片战争结束,订定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的一年。祁所提出的意见显然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代表中国士大夫中的维新分子的意见。可是他的提议被当时的守旧派所反对,不能通过。王茂荫却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咸丰元年,第一次上折请求按祁的办法改革。后来又上折尖锐地对反对者加以驳问,他说:

  当时部议之驳五门发策也,称士子淹博有素,不必专门名家。试问今日制器通算者为谁?精熟韬钤者为谁?(《王侍郎奏议》卷九《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

  第二是考试务重文义。他说:

  近来殿试朝考之后,考列前十卷与一等者,但传其字体之工,曾不闻以学识传者。考列在后之卷,又但传闻某书极劣,某笔有误,曾不闻以文艺黜者。此士子所以专务作字也。作字必无间断而始工,读书遂以荒芜而不顾,士习空疏,实由于此。请嗣后令读卷阅卷大臣,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进呈钦定以后,即将前十卷与一等卷所以过人之处,批明刊发,使天下晓然于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庶士子咸知所向。(《王侍郎奏议》卷一《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

  他要求以后考试不重表面上形式上的书法,着重在实学—学识过人。

  第三是广保举以求真才。他是反对现行的科举制度的。他以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决不能招致所有的人才:“若伏处在野,或不工制义,或力难应举,则虽有怀奇负异之士,恐终淹没。”他要求“令各省州县并教官留心察访,或博古通今、才识非常,或专门名家、精通一艺,或膂力过人,胆勇足备者”,保举。经考试后,送部引见,随材酌用,以济科举制度之穷。并反驳部议说:

  部议之驳广保举也,称文武各有乡会试,凡才学出众、武艺精通者,皆已甄拔无遗。试问年来杀贼攻城诸将,如罗泽南、王鑫、杨载福、李续宾等,均非得自科举,甄拔何以有遗?前议之未尽有明征。今议之当详,自可见此为长久得人之法。(《王侍郎奏议》卷九《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

  综合他的意见,一方面改革科举制度,除去专重小楷的弊端,注重真才实学。所谓实学,分历史、军事、科学、天文、地理五科。一方面求人才于科举之外,只要有专长的都可替朝廷作事。在八十年后的现代人看来,这样的意见是平淡无奇的。可是在八十年前,在科举制度下,尤其他本人也是从科举出身的,提出这样意见,是很值得注意的。

  关于他的品性行谊,方宗诚在《神道碑铭》中说:

  公识量沉宏,事无巨细,必研究原委,不敢苟且迁就。居官数十年,未尝携妻子侍奉,家未尝增一瓦一垄。粗衣粝食,宴如也。故海内称大臣清直者必曰王公。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人多出外经商,徽商在清代后期在全国商业界很有地位,很活跃,有徽帮之称。徽帮的经营业务,主要的是茶商、钱庄和典铺。王茂荫生长在徽商的社会里,又长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深受徽商的影响,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为商人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以开钱庄典铺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卫护他们的利益。在讨论官票宝钞和大钱的时候,处处为商人特别是开钱庄、典铺的徽商说话。正因为如此,咸丰四年三月上谕申斥他“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纳而附于条款内”;“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顾,殊属不知大体。”被传旨严行申饬。

  他的著作有《王侍郎奏议》十一卷(御史任内为台稿三卷,太仆寺卿任内为寺稿二卷,侍郎任内为省稿四卷,起用后为续稿一卷。又补遗一卷。)前十卷其门人易佩绅刻于四川藩署,后一卷刻于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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