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灯笼鬼到琵琶精的张艺谋

张艺谋是我最欣赏也最尊敬的导演之一，在我写下这篇批评讽刺性文章的同时，我仍然保持着对他的敬意。或者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敬意，便根本不值得对他进行这番针砭。

　　一个是“爱人民”，一个是“爱美色”

　　在我看来，张艺谋的成功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爱人民”，一个是“爱美色”。爱人民使他的电影朴实、雄健，感人肺腑；爱美色使他的电影奇幻、绚烂，夺人眼目。当他的“爱人民”与“爱美色”结合得比较一致时，他的电影就是精品，就是倾国倾城感天动地的绝代佳丽。而当他的“爱人民”与“爱美色”结合得不那么一致甚或背道而驰时，他的电影就是次品，就是涂脂抹粉缠足隆胸的畸形人妖。倘用比较传统的文艺理论来阐述的话，其实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如何水乳交融的问题。

　　早在近20年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和他导演的《红高粱》问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电影的视觉复苏》(收入拙著《47楼207》一书)，高度赞扬了张艺谋为中国视觉艺术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篇短文获得了由郑洞天等担任评委的“金鳄鱼”影评大赛的惟一金奖。后来当许多人指责张艺谋的电影是专门以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迎合西方老爷的胃口时，我在国内外的不同场合多次为张艺谋辩护，我认为张艺谋的国民性批判是继承了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是从人民性的立场出发，对中国文化的弊端进行深刻反思的佳作。这种反思借助了张艺谋独特的视觉艺术才华，因而就凸显得格外张扬、格外沉重、格外具有“东方魅力”。

　　不过我也渐渐发现，张艺谋的“人民性”未必是自觉的。跟他的陕西老乡贾平凹先生酷似，他的成功之作离不开构成其生命体验的乡土情结和底层经历。当他的摄影机对准他曾经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普通人民时，那镜头就像陕西姑娘深情的“毛眼眼”一样，是感人的，是钻心的。而当他的镜头离开了“翠巧”和“憨憨”，离开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离开了“段孙井”和“菊豆”，离开了“秋菊”和“我的父亲母亲”时，他的镜头里就只剩下所谓“技巧”，只剩下色彩变幻的自我炫耀。无论巩俐还是章子怡，无论李连杰还是刘德华，都成了被他敲着小锣廉价耍弄的猴子，不但于艺术无补，反而漏洞百出，最后除了拼命舞动票房收入这张床单外，再无任何办法遮住那个阵容如此豪华的超级红屁股。

　　张艺谋站到了财大气粗者的行列

　　张艺谋过分迷恋自己的镜头感觉，逐渐脱离人民的“唯技巧主义”的倾向，其实在他成名不久，就已初露端倪。《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毫无生活根据，既没有上海味，也没有江湖气，故弄玄虚，大失水准。不过当时的观众觉得这是张艺谋故意拍的媚俗片，意在证明自己的市场能力，所以大家只是一笑置之。后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由于苏童的小说原作《妻妾成群》文学基础比较好，所以改编成影片后，整体上还是成功的，但在技巧上已经有点装神弄鬼了。中国的官绅也好，土豪也罢，没有那样使用大红灯笼的。张艺谋通过把山西的乔家大院拍成“棺材”造型，故意渲染的点灯意象、“捶脚”细节以及鬼气森森的半夜唱戏等情景，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脱离了张艺谋自身的知识和体验，只是对文化界主流思潮的一种视觉放大。所以它在“反封建”的同时，也“诗化”了封建礼教。外国观众真的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果然是一个充满了“东方奇观”的神秘国度。其实如果作为单纯的象征手段，鬼气森森的灯笼不是不可以使用。此后同样是张艺谋指导的芭蕾舞版《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灯笼等道具的运用就比较到位，鬼气减少了，人味增多了，加上舞蹈和音乐的魅力，在整体的艺术性上，对电影原作是有所超越的。但是张艺谋仿佛对那个“大红灯笼”中了邪，党和领导也没有及时给他指出艺术道路上潜在的危险，于是张艺谋就一步步从人民的黄土地、高粱地，走进变态地主的深宅大院，再走进强权暴君的深宫大殿。

　　本世纪初我客居韩国任教时，曾预料到李安的《卧虎藏龙》会获奥斯卡奖。但当我听到张艺谋也要拍武侠片，并在网上看了他的拍摄计划和创作集体时，我就意识到张艺谋误入了“反艺术”的歧途。“张艺谋作坊”里没有一个人专门研究过历史，既不懂文学史，也不懂武侠史，既不懂帝王，也不懂政治，完全是闭门造车，一群瘸腿瞎子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拍一边胡乱编造故事情节，用东北话说是“吃铁丝拉笊篱——编得快”，怎么可能拍出佳作？作家海岩先生说：真奇怪，张艺谋用好几亿去拍电影，却舍不得拿出500万请人写个好剧本。结果《英雄》一问世，左派骂他是向帝国主义强权献媚——张颐武说他是“强者的逻辑”，右派骂他是为封建暴君招魂——魏明伦发表文章题为《劝君少刺秦始皇》，广大民众则只当看了一场“广告片集锦”，原来张大导演也不过这么恶俗。

　　在舆论的一片批评声中，“张艺谋作坊”的态度却极为恶劣，他们的反唇相讥无非是，用投入的金钱和精力来代替艺术价值，用票房收入来代替艺术水准。在中央电视台“精品赏析”的那场辩论中，我考虑到电影还在上映，而且还要出国挣钱，不忍心砸人家锔了三个大钉的瓷花大饭碗，所以批评得还是颇讲究分寸，连陈晓明说的“美学暴力”那样的词都没有用，只说了一些具体的情节欠妥之处。我事先看过《英雄》的拍摄记录片，知道连影片中威震天下的秦军呼喊的“大风”和用脚发射弓弩的武功都是张艺谋亲自替古人发明的，省了不少钱。省下的钱用来把吹到张曼玉脸上的树叶一片片都剪掉尖端，以免刺破张家妹妹的玉面。但是张艺谋不知道古时的“大风”就是“麻风病”的意思，而用脚丫子扣动扳机是20世纪大日本皇军为了“玉碎”自杀才发明的，因为他们的“三八大盖”式步枪太长，抵住喉咙之后只有用脚才能开火的。其实这些吹毛求疵都无关紧要，紧密配合全球“反恐”的美国官话，把人民的反抗说成是不顾统一大局，把文化的多元解释成“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以强权为“英雄”，以代表民众英勇复仇的战士为小丑，无论秦王是否象征美国，都意味着张艺谋在“反艺术”的同时，离开了养育他的弱势群体，离开了曾经是他同行而今天正不断下岗的千万个纺织工人，自觉站到了财大气粗者的行列。

　　张艺谋最后又回到了颜料铺

　　然而《英雄》还毕竟是个完整的故事，毕竟堂而皇之地讲出了一番道理。今年再看《十面埋伏》，许多人不禁悔恨对《英雄》批评过苛，有失宽厚。我也夹杂在散场的人群中仰天长叹：唉，看过《十面埋伏》，才知道《英雄》不错啊！除了继续卖弄人人皆知的色彩外，《十面埋伏》几乎“完美”到令人无话可说的地步：挂羊头卖狗肉的片名，俗不可耐的主题，缺胳膊少腿的故事，弱智而又自恋的对话，荒诞不经的武功……用一句金庸《倚天屠龙记》里的话，真叫人“不识张郎是张郎”了。张艺谋至此，已经彻底堕落成一个“卖色为生”的艺人了。摄影师出身的他，最后又回到了颜料铺。

　　可是喜剧似乎刚刚开始。尽管文化界、学术界对张艺谋好意恶意的批评声不少，但是这些反而更加提升了张艺谋的“票房号召力”，也更加使他的大名不仅远播四海，而且威震公卿。国家派他搀和“申奥”了，果然张艺谋马到成功，因为他抓住了一个“笑”。只要中国人向着世界(其实就是几个强权国家的老头子)笑，微笑，大笑，开心笑，皮笑肉不笑，党政军民工青妇，男女老少二尾子，轮番向着世界的“英雄”们咧开大嘴小嘴，傻笑媚笑胁肩谄笑，于是就“奥运轮流办，下回到俺家”了。

　　挟申奥成功的东风，以《图兰朵》恢弘的气势，放出《大红灯笼》的鬼手，发扬《十面埋伏》的邪劲，张艺谋精心“现眼”了雅典奥运闭幕式的“中国八分钟”。这八分钟的表演，除了唱《茉莉花》的小女孩被烟花吓了一跳这个情节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之外，几乎都说是癞蛤蟆落汤锅，好不好吃先令人恶心。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那一组“玉腿报国”的琵琶精身上。有的说这大腿战术是从山东郓城艳舞团剽窃来的节目，连歌曲都没有改动，只是该艳舞团已被取缔，不料竟跑到了雅典。有的说高跷幽灵如同鬼怪服食了摇头丸，有违奥运精神。有的说那段京剧不伦不类，仿佛闹鬼。其实我想张艺谋主观上肯定还是要尽量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美妙之处的，只是他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支撑他的设想，他心目里的“中华”已经是脱离了“人民”的一群抽象的“牛鬼蛇神”。他认为现在的自己是个很懂文化的“大文化人”了，而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当纺织工人时，他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为了拍摄《红高粱》真的种了一大片高粱时，以及他带领巩俐刘佩琦等到陕西去体验“秋菊”的生活时，那时的张艺谋才是真正有文化的，才是真正“中华”的。

　　从灯笼鬼到琵琶精，从故弄玄虚到“倚门卖色”，张艺谋明显在走一条令人惋惜的违背艺术规律的邪路。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就否定张艺谋的主要成就，也不能断定张艺谋今后不会迷途知返。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电影界像张艺谋这样的奇才是不多的，我希望评论界一方面尖锐地给以批评，另一方面则还要满腔热情地鼓励。张艺谋，毕竟是咱穷人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