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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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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长篇,很像一件庞大工程,从开始到完工,每个阶段都免不了这里修修,那里改改,《侠隐》每一章回,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这里修修,那里改改。整部小说完成之后,仍需一再修改。对我来说,我想其他写作者也同意,这是任何写作在所必需的,而且在这大局已定的最后工序,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后的满足。

    正午:您曾说写作《侠隐》是了却一个心愿,完成这部小说后,您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认识有变化吗?

    张北海:因为已经了了一个心愿,也就无需去想一些对小说写作的认识有了什么变化。倒是对我写非小说,却让我更加对文章的结构、文字、节奏以及主题的表达,有了进一步的尊重。

    正午:相对于您一直坚持的散文写作,您认为虚构写作是否更困难,对作者是否有更高的要求?

    张北海: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都不容易写,而非虚构还有一层考虑,即创作者不能凭空创作,要尽量避免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切记“魔鬼在细节”(Thedevilisinthedetails)。

    正午:《侠隐》的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及语言都在华人写作圈内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很难相信这是您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在此之前,您有过虚构写作的尝试吗?

    张北海:在学校期间试着写过短篇,但很快放弃。短篇形式不适合我的个性。

    正午:就小说写作而言,您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影响?

    张北海:很难“就小说写作而言”,因为我只写了一部小说,还是通俗性武侠,而且也不想再写了。可是“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那当然有。而就《侠隐》来说,基本上是传统武侠小说前辈,主要是30、40年代几位大师。举一个例子:早在40年代,郑证因就已设法把武侠人物带进20世纪。他那部《铁伞先生》开头,就说在北平去天津的火车上有位老头,身边一个布包,窗边立着一把铁伞。当然,这把铁伞是老头那把铁剑。写了一辈子武侠小说,也真会武功的郑证因,当然知道在20世纪,不可能有任何江湖人士,身背一把剑上酒楼。除他以外,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也有一对武侠人物——关氏父女。

    正午:您在《侠隐》中塑造的侠士李天然是个归国的海外留学生,会用枪,这跟古典主义的侠士形象大不相同,这个人物身上,有您自身的投射吗?

    张北海:即使有“自身的投射”,也是作者下意识地做一个侠客梦。

    其实,小说也好,李天然也好,还是相当传统,只不过故事和人物出现在20世纪,而非古代。不熟悉30,40年代武侠小说的读者,比较难以体会李天然在美国这一段情节的意义。

    举例来说,郑证因的鹰爪王,是败给了仇家之后,游走江湖,另拜高人,才苦练出一手“大鹰爪力”绝招。这才能克服仇敌,而李天然,尽管学的时候没有这个自觉,但还是学会了使用现代武器手枪。至于他跟古典主义的侠士大不相同,也正是《侠隐》的主题之一。

    正午:《侠隐》的“隐”不仅是您笔下描写的“大隐隐于市”——游走于北平的街巷,也被解读为“侠之终结”,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解读?

    张北海: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还有一点。即使在传统武侠小说里,武林或江湖人士也从不招摇过市。侠义道,绿林道,虽然不一定“大隐隐于市”,但是都不会在人世间社会暴露身份。他们都隐藏在他们的江湖。至于“侠之终结”,则非常明显,时代变了,枪炮取代了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义。

    正午:为写作《侠隐》,您回国多次,搜集了大量资料,能具体讲讲您在哪里、怎样搜集它们吗?其中有什么趣事吗?

    张北海:不是回国,也不是为了写武侠,才开始收集。中英都有,多半是有关我出生的年代和老北京。但没有什么趣事,只是当初在台北,香港,北京,纽约,为了了解一下我的出生年代和出生之地买的一大堆书,对我后来写《侠隐》的帮助非常之大。

    正午:《侠隐》即将被搬上大屏幕,您对这部由姜文导演的电影有何期待?

    张北海:小说是我的作品,电影是导演姜文的创作。我相信他,就应由他放手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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