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君平

    形同袋鼠的女人在我眼前晃了二十多年，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了她们中的一个，她胸前的奶渍清晰无比，近在眼前。而我不仅仅是看见，更是被冲击，那块奶渍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变成一块石头，携带着能量，冷不防迎面打了我一下，我一时觉得它跟我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跟我和那个女人的共同命运有关。

    那是一位女诗人，当时三十九岁，她曾是Ｇ省最优秀的诗人，她那些未能发表的通过半公开的途径流传的诗作，即使拿来跟国内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她没有这种机会，她年龄偏大，长得也不够好看，这一点据说相当重要，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门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她不光人不漂亮，名字也没有供人遐想的余地，叫余君平，完全中性，她也不取笔名，我想她若取一个带点女性色彩的漂亮名字，很有可能就会引人注目。这使我想到了Ｇ省的另一个女诗人雅妮，本来我已经完全把她忘记了，雅妮的诗比余君平差一到两个等级，但诗运硬是比余君平好两倍。雅妮是桂林人，我曾经见过她一次，我想她那么楚楚动人地坐在那里，谁又忍心说她的诗写得不如余君平呢？我总是听人说，某某很欣赏雅妮，某某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远在京城，我们连够都够不着。

    这样的事实使我黯然神伤。

    多年来，余君平连同她胸前的渍痕就像我身体里一道隐藏至深的伤口，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估计她可能已经完全不写诗了。生活最初的形状就是那块奶渍的形状，它隐藏在那里，并从那里出发，一点点吞噬诗人余君平，或者并不是一点点的缓慢进程，而是一大口，像一只吃掉太阳的天狗。我当时极为恐怖地想到，这只天狗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在她三十九岁的路途上等着她，等着诗人余君平，等着把她变成一个母亲。孩子又瘦又小，早产，生出来只有二斤八两，放在暖箱里养了一个月，吃什么都吐，有众多的禁忌，不能吃苹果泥，不能吃鸡蛋黄，能吃的东西也只能吃一小口，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只能靠母乳。后来又过了几年，余君平告诉我，在孩子三岁前，她几乎没有一天正经梳过头，每天都蓬头垢面。我想象一个憔悴苍老头发蓬乱的余君平，觉得那个使劲吃大拇指的孩子是一个巫孩，使了一种巫法，把余君平变成这样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

    我看到余君平胸前的奶渍的时候是８０年代中期，她的孩子刚刚五个月，Ｇ省在一条著名的江边开一个笔会，诗人余君平挣扎着从母亲余君平身上分离出来，她说我好久没有写过诗了，连诗都读得少了。她看见谁都新鲜，听到任何一个话题都新鲜，好像生一个孩子就退化了，退回到刚刚进入文坛的光景，她听见有人说“深度意象”，她马上就盯着问，有人说“深度抒情”她又盯着问。她总是想弄清楚这些她错过了的新名词，就好像一名停止训练的运动员，想要恢复心肺水平和肌肉能力而拼命加大运动量。她在这次会上读到了翟永明的一组新诗，她马上兴奋起来，眼睛里涌出了一滴泪水，我看到她身上的母亲瞬间就退到了远处，而诗人从她的身体深处一下站了出来，她本来不太说话，即使说也迟迟疑疑，缺乏自信，并且她常常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同一句话：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跟任何人谈文学了。但她读了翟永明的诗马上就找到了感觉，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快。

    她说她要到四川去，她哥哥在重庆，她喜欢四川是因为四川有许多一流的诗人。她说她本来几年前就要去四川，曾经联系过一个文化馆，差一点没有成。她向我虚构四川，在虚构中我看到了另一个余君平，她站在重庆山城的某一盏灯下，长发飘飘（像那位现在还十分著名的女诗人），才情荡漾，而她的身后，在某一间窄小的小屋里，粗糙的稿纸上满是新鲜的诗句，而那个两斤多重的孩子是没有的，正如眼前剪着短发的余君平没有出现在那里。这种虚构一点也没使我感到虚假，我坚信，余君平绝对是有可能站在四川肥沃的土壤上成为一名第一流的诗人。

    但她衣服的前襟渗出了奶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