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列传第六十六(4)

　　至元十年，起为郢、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从大兵渡江，论军事，深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重。

　　十三年，兴国军以籍兵器倡乱，行省命天祥权知军事。父老上谒，天祥谕之曰：“捍卫乡井，诚不可无兵，任事者籍而收之，操持过急，故致乱尔。今令汝辈，权置兵仗以自卫，何如？”民皆称便。乃白其事于行省曰：“镇遏奸邪，当实根本，若内无备御之资，则外生窥觎之衅，此理势必然者也。推此军变乱之故，正由当时处置失宜，疏于外而急于内。凡在军中者，寸铁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窃发，公私同被其害。今此地再经残破，单弱至此，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岂惟外寇可忧，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莫若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与均祸福，人则我之人，兵则我之兵，靖乱止奸，无施不可。惟冀稍加优容，然后责其必成之效。”行省许以便宜处置。

　　凡天祥所施设，皆合众意，由是流移复业，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分宁盗起，谍者至，吏请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贪暴故叛，今我一军三县，官无侵渔，民乐其业，使之告其徒党，则谍者反为我用矣。”遂一无所问。

　　居岁余，诏改本军为路，有代天祥为总管者，变更旧政，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乱，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多乘势杀守半岛以应之。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为宣慰使。鼎帅兵讨之，至樊口溺死。贼遂声言攻阳罗堡，鄂州大震。忽都帖木儿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贞曰：“阳罗堡依山为垒，素有严备，彼若来攻，我之利也。且南人轻进易退，官军凭高据险，出精兵击之，必获全胜。”居贞深然之，乃引兵伏于青山，贼至，果为官军所败。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授兵二百人。乱民闻官军至，皆依险自保。天祥以众寡不敌，遣人谕以祸福，使各归田里，惟擒其渠魁毛遇顺、周监斩于鄂州市，得金二百两，询知为鄂州贾人物，召而还之。贼党王宗一等十三人，亦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归狱，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可尽纵之，由是无复叛者，而姓为立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监察御史。会史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权倾一时，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荣势焰益炽。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百僚震慑，无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论世荣奸恶曰：

　　卢世荣以商贩所获之资，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专务贪饕，所季赃私，动以万讲。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

　　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行专之。早犹以盗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焉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只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成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捐美锦以较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及。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民之肤体。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腴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或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以赋轻而后足，国以民足而后安。《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足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视民如仇，为国敛怨。果欲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百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有不可胜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