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方舟上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方观后感】(8)

　　在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逐渐成型的年代，像影片中提到的作曲家、俄罗斯交响乐的奠基人米哈伊尔·格林卡（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Гли́нка）开始崭露头角——他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滥觞，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影中会着重提到他——原有的欧化与本土派的争论已经平息，毕竟1812年的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已经令欧化派失去根基，而重现的是宪政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他们都援引对所谓的“俄罗斯人”的想象，但是他们的目的却完全不同，从这一点看，欧化派并没有消失，比如普希金有一首长诗《致恰达耶夫》，恰达耶夫（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就是极端的“欧化主义者”，他甚至改宗了天主教，但是他并不恨俄罗斯，恰恰相反，他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试图自杀，他在极端痛苦中写道：“我们俄罗斯人发明过或者创造过什么呢？已经到了停止模仿别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重新坦诚面对自己；我们必须了解真正的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说谎并找到真理。”他的这本《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在俄罗斯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其中赤裸裸地写道：俄罗斯立在“时间之外，没有过去和未来”——这多么像一艘漂泊的方舟。罗马的遗产、西方教会和文艺复兴的文明——它们全都和俄罗斯擦肩而过——而现在，过了1825年，这个国家已经沦为一个“文化空洞”，一个“被人类家庭抛弃的孤儿”，只能模仿西方国家但却永远无法成为它们中的一员。俄罗斯人就像是他们国土上的游民，对自己感到陌生，没有自己的民族遗产或者民族特性——有趣的是，恰达耶夫这个形式或许来自察合台（ᠴᠠᠭᠠᠲᠠᠢ）。有趣的是，尽管柴可夫斯基丝毫没有掩饰他的东方主义想象，但一般而言，俄罗斯人对东方的态度与西欧也不尽相同，像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就曾半开玩笑地宣称自己的祖先是突厥贵族，而这种介于欧洲和亚洲中间的地理位置也造成了一种暧昧的态度。按照居斯廷侯爵在游记中的说法，圣彼得堡市中心是沙皇庞大的帝国中唯一的欧洲领土，穿过涅瓦大街，就已经涉险进入了“一直包围着圣彼得堡的亚洲蛮族地带”。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的父亲格里高利·沃尔孔斯基公爵在奥伦堡这一邻近今日哈萨克斯坦的省份任省长时，在自己充满异域风情的宫殿中过着波斯苏丹王般的生活，身边的侍从全是吉尔吉斯和卡梅尔克人，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第二家人”。他甚至秘密豢养了一群巴什基尔女人为“妻”。他扔掉了自己的皇家官服，有时会穿着蒙古礼服接见吉尔吉斯可汗，有时甚至会穿着土耳其长袍。

　　泛十二月党人的圈子里，虽然援引对俄罗斯人的赞颂，但是他们的赞颂的根源是对战争的反应，而更深层次上，尽管1812年俄国军队击败了拿破仑的军队，他们仍旧意识到俄罗斯在裹足不前，他们具有深深的恐惧感，但保守派已经以战争的胜利为口实，认为俄罗斯的文化显然比西欧更胜一筹，针对这一点，普希金的挚友彼得·维亚泽姆斯基公爵（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Вя́земский）一针见血地评论说：“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包括憎恨她现在的表现。”简而言之，战争之后圣彼得堡的精英陷入了迷惘之中，他们明知道俄罗斯依然相对于西欧是个落后的国家，但是1812年的战争又令他们不可能公然宣称学习西欧，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平民主义的阐释，他们强调俄罗斯人民的民主传统，用历史上的农奴起义来叙述他们的民主主义论调，而且在引用欧洲的时候，不再使用法国或者英国作为论据，而是求助于希腊的民主与罗马的共和。1812年的战争也被做了不同的阐释，欧化的论者强调对欧洲的进军代表了俄罗斯融入了欧洲，而保守派则坚持说这是君主专制主义俄罗斯的胜利。

　　到19世纪中叶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十二月党人都已垂垂老矣，托尔斯泰等人继承了上一代的包袱，1859年，托尔斯泰在拜会了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之后写信给赫尔岑说：“他是一位狂热主义者，神秘而不可思议，同时又是一位基督徒，对新俄罗斯抱有崇高的理想。”托尔斯泰希望脱身于这场从18世纪就开始的旷日持久的撕裂，托尔斯泰持续不断地强调成为一名农民，这不能不说有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影响——他对自己拥有与沃尔孔斯基同样的血统感到非常自豪。他3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他对研究她的家族背景并非只有学术上的兴趣：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是托尔斯泰儿时的英雄（所有的十二月党人在与托尔斯泰同时代的进步青年眼里都偶像化了），后来还成为《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的人物原型。但是这种撕裂并没有放过托尔斯泰，他不断地被卷入时事的纠纷，从克里米亚战争到他临死前的起义。克里米亚战争前夕，这种争论暴露出了俄罗斯国家的根基的撕裂和空虚，正如普希金的《青铜骑士》的情节：圣彼得堡里有一位年轻人叶甫根尼，正在思考他对年轻姑娘帕拉莎的爱，并决定要与她共度余生。叶甫根尼睡着了，涅瓦河开始暴涨，几乎摧毁整个城市。恐惧而绝望的的叶甫根尼只能孤独地坐在枢密院广场的两只大理石狮子上，身周一片汪洋，而彼得大帝的青铜骑士像的目光也落在他身上。叶甫根尼找到一名船夫，并命令他把船划到帕拉莎曾经住的地方。然而，叶甫根尼发现她的家已然被洪水吞没，于是他陷入了癫狂，神志不清，大笑不止，整整一年。但是第二年的秋天，他偶然来到青铜骑士雕像前面，厉声谴责沙皇不顾洪水的威胁建造了这座城市。彼得大帝愤怒地活了过来，开始追赶可怜的职员，叶甫根尼在那可怕而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中奔跑了一整夜，他的尸体最终被冲上帕拉莎原来住的那个小岛。这首诗又重申了俄罗斯人撕裂的内心，他们对于俄罗斯究竟构筑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感到迷茫而恐惧，随时有可能被洪水淹没的、修筑在低洼的沼泽地上的圣彼得堡成了这种思想的具象化的模样。感到这种撕裂的不仅有托尔斯泰，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分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