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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虫(第五章 北游记)(2)



    我带领四个大学生杀到厂图书室,把《收获》《花城》《钟山》《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作家》《青年文学》统统搬出来,桌子椅子顿时一片狼藉。我心想,如此恶读,哪里还能见到天日,不如我到北京找王朔,王朔愿给就给一个,不愿给就得死了心。

    立即就自告奋勇。主任听了大喜。

    吾厂地处偏远,女编辑一个比一个胆小,一个比一个怕累,既怕坏人,又怕名人,既怕坐火车,又怕找不着地方住,怕举目无亲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后还怕无功而返遭人耻笑。有一年,厂里让一位女编辑到北京观摩外国电影,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她回来后却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北京了。大家莫名其妙,一问,才知道因为北京太大,从住地到电影院,要坐半个小时公共汽车,害得她起早摸黑,辛苦异常。现在出了一个初生牛犊,不知道怕老虎,一开口竟说要去找王朔组稿,主任立即批准,当天就让她就去财务室领一笔钱买票,还让她中午到家里吃饭,好好商量去京组稿的事。

    说王朔是老虎一点都不夸张,王朔虽然不像张艺谋那样得到全球瞩目的国际奖,但他深受广大青年的爱戴,同时也深受电影界的爱戴,那一年正是"王朔年",王朔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已成燎原之势,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话说得多痛快啊,无奈的小人物口念此语,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多少年以后,它还是一句优美的诗),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有多少混沌中的青春热血,受到王朔语录的召唤,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领袖的语录在我们的心中还历历在目,王朔的语录就已长驱直入,它们混淆在一起,使我们的热血像开水一样沸腾,像火焰一样招展。

    直到1992年,当时我已到文化报当记者,应邀到港澳中心参加香港作家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来了各路精英,以及一些平日很难见到的人物。我的身边坐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她伸长脖子不停地四处张望,面露焦灼之色。会议开始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她先是问我看到王朔没有,我说王朔不会来的,他怎么会来呢?女孩万分不解,她揪着我问:为什么王朔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像王朔不来是由于我的阻挠。她跟我论理道:听说作家都要来,为什么王朔不来?她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了,她带着哭腔说:我是听说王朔会来我才从海淀赶来的,我连早饭都没吃,跟学校都没请假。他们骗人。说完女孩便万分委屈地走了。

    此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此我觉得自己在八十年代实在算得上是胆大妄为,对于我等凡夫俗女来说,胆大妄为不是去炸白宫,剌杀克林顿,而是胆敢只身一人到人地两生的北京组王朔的本子。记得当时我口放狂言,全身感到十分畅快,但主任刚一同意,我立即又感到心虚,万一找不到王朔怎么办?万一组不回来稿子怎么办?而且根本不是什么万一,而是完全可能的。坐在主任家里,吃着他的炒米粉,我心里一阵阵发虚。

    好在主任十分开明,他说:你去吧,组不成王朔的就组别人的,其他题材也可以。

    于是,四月里的最后一天,我乘坐南宁直达北京的五次特快来到北京。

    走进一条灰色的胡同,头顶是北方的榆树和槐树,树杈之上是蓝色透明的天空,我十分喜欢这样的天空,我一边走一边仰头看,心里想道:多美啊,北京。我微笑着,有一种透明的东西从我心里和外面的空气间来回穿梭,发出圆号般纯金的声音,嘹亮而遥远,它们来自什么地方呢?

    长长的胡同一会儿就走了一半了,胡同的中段,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儿出版社的办公大楼,我迎着大门走进去,往右拐,有一个很不起眼的门洞,我沿着门洞的台阶走到地底下,再往右,走到尽头,就到我的房间了。中青社招待所在地下室里,有十来个房间,房间里只有床和桌子,一部公用的电话分机放在走廊里,电视在值班室,到了晚上,大家都挤在一块看电视。

    我住的房间是两人间,八元钱一天,另一个床位基本上没人住,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住这个房间。这样稳妥的单身宿舍,使我感到像是在家里,甚至比家里还方便,在广西图书馆的宿舍,打电话要下四楼走到辅导部办公室,假如人家下班了,就只好不打。电视则没有,如果我特别想看,就上别人家去。这里的生活设施是多么齐全啊,大院里有浴室,有饭堂,还可以看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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