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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定义(第五章 作为资产的悲哀)(3)



  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20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20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30年的努力,

  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的悲哀发挥了作用。

  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空罐》。它描写的是30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极其残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10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300人,这是从8月9日到10月开追悼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下。”

  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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