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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呵,醒来吧(被禁锢的灵魂)(11)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2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幺,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幺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522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幺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幺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到校门一直由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幺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幺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来。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幺,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幺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幺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幺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幺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幺,可是不见他走上来。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幺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幺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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